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日前，“追逐太阳的光影——邓伟捐赠摄影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在展览现场见到了邓伟，这是我第二次见他，第一次是几年前某电视台为他做的访谈类节目，当时我在台下做现场观众，也是那时听到他讲述了他的艺术经历和拍摄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次见到他觉得他比当年瘦了一些，依然保持着他严谨认真的态度，看到展板上有些气泡便立刻找人去重新制作，来不及制作的就撤换，他说“宁愿少挂几幅作品，我也要对我的被摄者负责，对观者负责，不是精品就不能拿出来给人看”。

　　邓伟，1959年生于北京，1975年师从李可染学习书法及山水画，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张艺谋、顾长卫的同班同学。大学期间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几年中，邓伟利用节假日里自费跑遍全中国，为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俞平伯、朱光潜、李可染等百余位中国文化老人拍摄肖像。1990年，邓伟放弃了大学教师的优厚待遇和拍摄电影名利双收的美好前景，开始了自费实施为世界名人拍摄计划。在英国边打工边积蓄拍摄费用和等待回复。期间，他当过烫衣工、饭馆杂工、旅店清洁工、装修的小工和搬运工，先后干过十多种杂役。在拍摄世界名人期间他遇到过特大暴风雪；城市停水、停电、大地震；还险些被定时炸弹夺走性命。在经历了马拉松式的等待名人拍摄允许的精神折磨后，他拍摄了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李光耀、伊扎克·拉宾、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杨振宁、李光耀、威廉·戈尔丁等大量世界名人。邓伟拍摄的名人肖像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为国人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艺术之门。在邓伟看来，这一切是“通过取景器，不仅获得了关注生活，关注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找到了用自己的审美观念、视角去展现生活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

　　在您的作品被英女王，联合国图书馆，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等收藏，并且获得诸多荣誉之后，为什么会把一些您的代表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呢，这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呢？

　　捐献给中国美术馆这件事已经酝酿两年多了。我主要是把我拍摄过的一些作品，在联合国展览、美国展览、英国展览，还有去年的清华大学展览，通过和一些专业的摄影家、专业的批评家、专业的收藏家酝酿以后，从我的几百幅作品里挑了100幅作品捐给中国美术馆。这些作品是经过筛选的，而且要考虑到这些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当然不能是名人就选进去。

　　我们知道，摄影师对底片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您的一张底片至少价值上万英镑，这次您却忍心销毁了部分底片，为什么选择这样做？销毁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三张底片，不是很多，就三张。

　　就算是三张也是价值不菲，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是这样的，什么是价值呢？存在就是价值。但还有一个是它的意义。比如我昨天销毁的三张底片，都是在同一个人物身上有比它拍得更好的，有更理想的。我把最好的留下了，把差一点的销毁了，我留是留最好的。我以前跟李可染先生学画，李可染先生有一句话叫做“废画三篇”，他画了很多画他认为是画废了就给撕了，剪底片就跟撕画似的，跟画家把不好的画、不理想的画，也就是废品撕掉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以前没有人做这件事，感觉拍了的东西就是价值，不一定这样看。当然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花了六年时间自费拍摄中国著名文化人肖像，九十年代又花了八年时间自费在世界各国拍摄著名人物肖像，你觉得除了留下的这些作品，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留下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中国人，外国人，成为名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比如画家和学者，他有他的学术思想和艺术见解。他们的艺术产品和作品，是他们的精神成果。比如英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威廉·戈尔丁写的《蝇王》，不但几次拍成电影，全世界人都在读他的书。比如画家，像赵无极、克里斯多，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在享受他们给人类的艺术成果。名人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长者，他在跟我谈话的时候给我的思想交流和对撞，思想的教育，文化思想、艺术思想、学术思想对我都是一种帮助和提高。这才是最可贵的东西。

　　我们看到您这次捐献的作品大致上分为中外名人，中外百姓还有一些小品类作品，您觉得这些百姓类和小品类作品与中外名人类的作品在拍摄上有些什么不同吗？

　　应该是一样的，人心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名人还是老百姓，从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上都差不多，只不过从事的工作不太一样，从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太一样，影响力不一样，产生的价值不一样，所以才产生了有些人名气大一些、影响力强一些，有些人则是老百姓。


　　拍名人是不是更困难一些？

　　其实拍老百姓也很困难，老百姓也不是就让你（随便）拍照的。很多老百姓都是拒绝我拍照的。比如我在青海的时候在一次盛大的节日活动中发现了一个老太太，她不让我拍，我就在帐篷外等她，等了一天才创作成功，也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过程。

　　我们注意到您拍名人的时候画面的调子通常比较凝重，而拍摄老百姓的作品调子都是比较明快的，色彩艳丽的，而且看起来比较阳光灿烂，这是故意的吗？为什么？

　　因为在拍摄老百姓题材的时候我本身比较放松，老百姓也比较放松，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另外老百姓的生活是五颜六色的，比方说我拍“盛装游行”，就是在中国的一个旅游节上，世界很多国家的老百姓都来了，载歌载舞，那是一个欢乐的气氛。还有我拍一个盲人小孩，他不知道色彩什么样，我取了一个名字《节日》，在美国国庆日的时候，一个黑人小孩，两眼看不见，但是我觉得他手里拿的气球是彩色的，对节日的气氛有一种向往，对颜色、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都是客观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很多五彩缤纷的东西让我拍摄。再比如我拍的美国西部老的火车司机，他开了一辈子的蒸汽机车，现在蒸汽机车被淘汰了，只有一小截铁轨和火车还留了下来，供人们旅游，但仍然是他的工作，火车得开啊，他仍然延续他的工作，他认为为别人服务是光荣的、快乐的，能体现他自己的价值。

　　名人就不一样了，名人更多是在房子里面，我拍的这些人相对比较集中的有个场景，比如有个写字台、有个书柜，有个房子给他框住了，限制住了，实际也限制住了我，拍摄起来难度比较大。还有就是从时间的概念上。刚才我说拍的老太太，等了一天也挺难的，那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她是藏族人，宗教信仰的问题、文化背景的问题、习俗等等综合性因素影响了拍摄。当然有时候也能很顺利得到一张照片。比如《初秋的早晨》，一个小孩在海德公园里聚精会神地看书呢，旁边海鸥在飞，我趴在地上拍了这张照片，我感觉很轻松、很欢快的，同时小孩学习又是很紧张的，这是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还有那幅《新片广告》，《新片广告》拍摄的时候是美国人拍的一部新电影，在英国举行宣传首发式，从一个大汽车上扔下来很多脸谱，电影中主人公的脸谱，让那些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戴在脸上。这实际是一种行为艺术，也是一种行为艺术里的广告宣传，即是气氛的渲染，又是广告的宣传。场景上更多样化，人物的动作和行为上也更多样化。这就促使了我在拍摄普通老百姓题材时的丰富多彩。名人相对的限制比较多，光线的限制、场地的限制、人物自身工作的限制，按我的话说比较拘谨一点，但是拘谨里也有它自己的力量，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黑的东西、沉重的东西是有力量的。为什么男的都喜欢穿黑衣服？它有一定的力量。穿着黑衣服，人们会说“这人特酷”，说明他是有力量的。您被称为“0.45米邓”，是说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只有0.45米，这么近的距离会不会给被摄者带来压迫感，让对方觉得不自在？名人似乎都是不喜欢别人靠近的，尤其是这么近。

　　我就是要这种压迫感。《红楼梦》不是说了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对于我们摄影的人，我经常每天就是在不自在的生存状态下进行工作的。还有我的镜头面对我眼睛里的主人公的时候，就是一种压迫感。就是一种很近的距离的压迫感，我想追求这个。我喜欢在很近的距离听人说话，不愿意离得很远，首先没有一种尊重对方的感觉，还有没有一种亲切感，再一个有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离得比较近，听得比较清楚。有时候我给名人、老百姓拍摄，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声。

　　您曾经说过您的摄影作品受伦勃朗画作的影响比较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我小时候是跟李可染学画画的，李可染的画本身就比较沉重，因为是逆光的所以黑。后来我学速描的时候也画了很多速描画，那就是受伦勃朗影响。特别是我到了欧洲以后，到了英国以后，英国的国家美术馆里专门有一个伦勃朗厅，我经常去看，看伦勃朗的原画。一个是看整体影调，一个是看画面上人物位置的经营安排，一个是看质地表现特征。比如著名的《戴钢盔的人》，不止这一张，那种金属物的感觉跟摄影非常接近。对质地特征的表现，对人物脸上皮肤肌理的表现，对黑白影调的表现。伦勃朗的东西是静中有动的，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照相机，他把很多动态的东西变成静态的东西，伦勃朗的画看上去好像很安静，实际具有一种强烈的动感，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感觉，这个使我收获比较大。还有一个是伦勃朗对人物手势的表示，因为除了脸部以外，人的手也是揭示人物内心的性格特征的重要方式，我画一些构图、位置的经营、脸和手的有机配合，这也是我长期研究的一个东西。比如我看茨维格的小说，茨维格的小说中对喝醉酒人的描写，我不在乎喝醉酒的这些人的性格，性格是通过手势、动态、脚表现的。我就把作家的这种描写用到了我的摄影当中。

　　数码时代的到来使得很多摄影师都改用数码相机拍摄，您有没有开始使用数码相机呢，还是继续用传统的胶片相机拍摄作品吗？

　　这个不太重要，因为用数码相机或者胶片传统机都只是一种方法，只是一个工具，方法，至少是工具里的一种方法。真正体现人的是一种思想，你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你的拍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工具。我这里有一张数码拍的照片，就是《伦敦2012》，前年伦敦成功地申办了奥运会之后我也为它高兴，因为我也是半个伦敦人，我是大半个北京人，小半个伦敦人，因为我在伦敦住了18年。当然我听说伦敦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样高兴，像一件大喜事那么高兴。这是我惟一一张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那时我得了好几种病，心脏病、血压高、糖尿病，包括脑血管硬化，全都查出问题来了，这种情况下我就回伦敦养病去了，正好赶上伦敦申办奥运成功，当时我的家庭医生给了我一个小数码相机，让我拍拍泰晤士河的景，调节一下我的精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看那个欢呼成功的一刻，这时我回头一看，场面外边有一个人正光着身子，他用他的方式表达一种对申办成功的心情，我就拿数码相机拍了一张，这是展览会上惟一一张数码相机拍摄的，而且相机也不是我的。说到器材，刚才我拿的机器是莱卡的，那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展厅这里有一个小相机，尼康的FM2，很真实地记录了我的情况。昨天布展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让我拍照，我就拿这个相机给他拍了一张，这是我一直使用的一台照相机。当时这台照相机是我花1000多块钱在日本劝业洋行驻北京代表处买的，是一台旧机器，当然也不是特别旧。这台相机我一直用到现在，我大部分照片都是用它拍的，也就是说到昨天我还在用这台很普通的相机拍照。　我们知道您是跟李可染老师和朱光潜老师学美术和美学的，怎么又考电影学院学起摄影了？

　　我小时候跟李可染先生学画画，当时我的志向就是画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考上了电影学院，这是我后来的老师吴印咸老师，中国摄影界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很幸运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我遇到了很多给我恩惠的很直接帮助我的老师。所以我学习的东西还是来源于这种机会，我生活的机遇。不是一开始我就决定干什么，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想当画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当摄影家，也是非常困难的。你在这个机遇里有没有条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以就学了摄影。

　　您觉得不是美术摄影更适合表达您的思想吗？

　　当时在那个阶段是美术，我上电影学院以前不会照相。我不是跟李可染学画画吗，我拍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因为我没画过他只能拍照片了。我只是选择了表达思想的一种合适的工具，这种工具只是一种方法来叙述自己的思想。有的作家没动笔表现得就很精彩，画家用笔墨的浓淡，摄影家用光和镜头，雕刻家用自己的雕刻作品，形式选择的不一样。

　　您在英国打工的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听说是经常买巧克力吃？

　　对，因为巧克力便宜。在英国买根黄瓜也许得一个英镑，但一英镑能买一大块巧克力。适者生存，你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面就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必要的。在那个地方巧克力就是便宜，而且快，吃完了马上有热量。但是也给我带来很多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我现在身体很多指标都是有病的，糖尿病，血糖，血脂，心脏什么的，这些都跟我吃那些垃圾食品有关系。麦当劳那样的快餐，巧克力这样的高热量、甜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不健康的食品。中国人还是吃自己的饭好，吃点凉拌白菜，炒个醋溜白菜，吃个窝头吃个饼，这是健康的。

　　听说您有长年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出版了您的日记，您觉得从小写日记是否为您出版文集打下文字功底的基础呢？

　　对，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本文集出版了。摄影界更多的人认为我是拍照片的，但我也写文章。我的文字工作和摄影工作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希望通过媒体让更多的观众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写自己的日记，现场展出的这些日记都是真实的，我每天都写，是一笔一画写的，写了十多年日记。另外，我还写文章，以前我在上海《文汇报》的“笔汇”栏目写一些文学的东西，我写过钱钟书、写过李可染、写过朱光潜，写过我熟悉的名人，也写过一些我熟悉的普通人，比如一个放牛老头，一个我们学校传达室看门的老校工，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跟我有很多交往，跟名人的交往是一样的，有许多感动我的故事，我就把这些写到了散文和随笔里头。还有我看一个展览，看一场电影，读一本书，我也会把一些间接的经验写到我的文章里。评论性的文章，批评性的文章，我也写了点。

　　许多人说摄影师通常不太善于用文字表达，而是用镜头语言来表达他所看到的东西。

　　文字也是摄影的一个必备工具，比如我朋友卢北峰、王文澜，他们都拍得很好，都是新闻记者出身，但也擅长把他们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他们对事件和人物本身有非常直接的描写，直接的感受，直接的体验，直接的采写，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是图文并茂的东西，我相信都是非常好的，不是完全分开的。还有我是经常看书的，经常阅读的，外国人说我的照片是需要“阅读”的。但是我除了阅读其他人的摄影作品外，也阅读很多文学的书。每天在家里头报纸杂志我会买很多，睡觉之前会用很长时间翻看，有粗翻也有精细地阅读，重点文章我会反复看。　您写日记为什么用第三人称“伟”来称呼自己，而不是用第一人称呢？

　　我觉得第三人称比较客观，我很难受老是说“我”。人都有一个名字，名字就是一个代号，我用“伟”来称呼自己，这是一个符号。符号是用来叙述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如果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可能会比较主观，主观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并不见得太好。我写日记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给我看的，我想记录一些我最真实的东西。至于以后什么人看，是我看还是别人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把最真实的东西记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初衷。到现在我一直在写，昨天还写呢，昨天写的是新闻发布会的事。

　　关于未来，您有什么规划吗？是继续教书，还是继续创作呢？

　　这个并不矛盾，你看我现在在中国和外国兼任11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当老师是我一生要做的事。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条腿是教课，一条腿是拍照片。因为我觉得在教学生中，很多学生的思想，很多学生的作品，包括习作都拍得非常好。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给学生看，学生也把他们的作品给我看。我以前在电影学院的教学法就是我给学生留作业，学生也给我留作业。我在评判学生作业的时候是大家在一起做。比方我照一个顺光作业、逆光作业、顶光作业，如果某个作业学生通不过，我再重新补照去，这就是一个压力。刚才你问我为什么生活中拍照都很凝重，很沉重。像伦勃朗似的，伦勃朗的东西除了厚重以外体现的是思想给一个艺术家的压力。一个教师必须得有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一些新的东西补充到学生的思想中去。

　　您会拍到最后一刻吗？

　　可能我会死在这照相上，因为好多画家就死在绘画上。我从不回避死亡，因为我死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12月份，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突然病故了，一点事先的征兆都没有，突发心脏病，走了。相隔不到五天，我父亲也突然病故了，脑血管破裂，突然的。这两个人走了给我的打击都非常大，我当时也突发心脏病，现在人听都会觉得挺可怕的，广泛前壁心肌梗塞，住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就要死了，打点滴输氧气才活过来，这是我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是我拍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时候，在特拉维夫机场候机厅，恐怖分子的一颗炸弹，离我很近，差点没炸死我，我这次病倒了以后也是宣布病危了，所有病都查出来了。我不怕这个，不畏惧这个，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工作到最后一刻。

　　人物摄影/本刊记者 卢北峰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杨鸥

　　“我唯一的资本是执著，我相信真诚的力量能够叩开紧闭的大门。”凭着这股劲头，他让一个个中国文化名人和世界名人成为他摄影的主人公。

　　一个人把自己１０年的生命，交付给了一个天大的冒险，那就是完成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只身在异国他乡，不大懂外语，没有钱，也没有任何背景，而他终于让１００位叱咤风云的世界名人上了他的镜头。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的主人公就是邓伟。

　　２００７年４月的一天，我在中国美术馆观看“追逐太阳的光影——邓伟捐赠摄影艺术作品展”，邓伟从他２８年的摄影创作作品中筛选出１００幅精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首次收藏一位摄影家的这么多作品。我看到照片上的邓伟奔波在世界各地，把镜头对准他的拍摄对象，图片说明是邓伟的一句句格言式的警句：“我能够实现最初的梦想，不过是在别人乘凉的时候，自己仍埋头登山罢了。”“我不用眼睛拍照，而是用心拍照。”“成功不是便宜货。”……那一幅幅体现人的心灵之光的人物肖像摄影作品，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神采。邓伟通过他的摄影作品、也通过文字传达他的心声。这时我听到展厅里响起一个宏亮的声音：“你们好，我是邓伟，今天是展览最后一天了，谢谢你们来看我的展览。”个头高高的邓伟正对着一对老夫妇观众说话，他的人也和他的声音一样明朗，给人很热情、很阳光的印象。观众们围了上去，纷纷和他合影留念，还有人向他请教摄影问题，他都耐心地予以满足。

　　寻找梦中的青鸟

　　“我不过是干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在和邓伟的交谈中，邓伟淡淡地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作品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自己的作品能对社会有用这是让我高兴的。”从河北怀来县来的一群孩子中有一个小淘气看了邓伟的摄影《老阿妈》说：“我学会了应该帮助别人。”一个湖南来的少数民族观众把一双银筷子送给邓伟。以色列大使夫人在邓伟拍摄的拉宾总理像前合影，要把照片带回自己的祖国。一个读者将邓伟以前发表过的文字用手抄了１０多页，拿给他看，后面留着空白页准备继续抄。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主席宣布今年１０月将给邓伟颁发该学会荣誉高级会士衔。

　　邓伟曾说过：“在传说中，人们相信世上有一只美丽的青鸟，一个人寻找到自己的青鸟就能获得幸福。而我愿意相信这只青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或许，它就是我们不经意间的一个闪念幻化的梦想，只有在执著的努力中，我们才最大可能地接近幸福。”在邓伟的眼中，为实现梦想的执著努力过程本身就是接近幸福。邓伟回忆起在中学时代师从李可染先生学画的时光是他最幸福的时光，李可染先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还有他跟朱光潜先生学美学，冬天里朱光潜先生家里给他做土豆烧牛肉，他走时朱先生不停地往他书包里塞橘子。这些文化名人的文化思想温暖了他的心。１９７８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开始追逐他的摄影梦。早在读大一时，刚会使用相机。他就有计划地在父亲的指导下，利用节假日为朱光潜、李可染、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俞平伯等百多位中国文化老人拍摄肖像。由于当时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他只想做一点文化抢救工作。大学三年级时，得知画家石鲁生命垂危，邓伟自费专程赶到西安为石鲁拍照，得知这个学生专程来看望他，石鲁先生很激动。拍照时，老人坐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沉浸在和煦的阳光里，邓伟发现他脸上的病容被一种坚定而昂扬的神情所替代，眼光中流露出热情，那是难以磨灭的对生活的爱，就在这个瞬间，邓伟按动了快门。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到拍摄肖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记录，它是心与心的碰撞，是捕捉和激发某种内在的情绪，从这时他开始对拍照产生兴趣。邓伟的中国文化名人肖像摄影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项文化工程。

　　大学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拍摄过电影《青春祭》等。这时他又有了一个大梦想，那就是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当时与他成为忘年交的钱钟书先生并不赞成，担心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要想靠岸，谈何容易。但邓伟决心已下，向着他的梦想出发。１９９０年，他应邀去英国讲学，为期一周的讲学以后，他决定留下来，开始为他的宏大计划做准备。为了谋生和筹措经费，他成了一个打工仔。那时他的同学张艺谋等都已经叱咤中国影坛，并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而他每天在躁人的机器声和呛鼻的烟尘中出卖体力。为了节省开支，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借住在一家外卖店的杂物间里，晚上就凑合睡在长凳上。与别的打工仔不同的是，每年他都会向世界各地寄出上百封信。“约请世界名人就像跑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他就陆续向世界各地的名人发出拍摄邀请信，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到英国后，他在牛津的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可以查到比较确切的联络地址，他加大了发信量。忍受着寂寞的煎熬，他在无望中默默等待。终于，在英国等待了一年半后，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３日，他走进了新加坡，为李光耀拍照，他的环球名人拍摄自此拉开了序幕。当他１９９４年得到美国总统里根的同意，有了十几分钟的拍摄时间，不禁感慨万千。他从１９８６年起就给里根发信，之后的每一年，他都会发出同样的邀请信，信中唯一变化的是他的年龄，从２７岁、２８岁一直到３３岁、３４岁，直到８年后，３５岁的邓伟终于得到了里根的回音。就这样，创造了２０世纪风云历史的当代世界著名政治家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李光耀、伊扎克·拉宾、德斯蒙德·图图，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费雷德里克·桑格、乔治·夏帕克等纷纷神奇般地被邓伟摄入镜头。

　　“我唯一的资本是执著”

　　邓伟说：“我唯一的资本是执著，我相信真诚的力量能够叩开紧闭的大门。”当初为了拍摄钱钟书先生，二十出头的邓伟来到钱钟书家门口，第一次敲门被来开门的杨绛女士拒绝了，第二次敲门又被杨绛女士拒绝了，第三次敲门，钱钟书先生亲自拒绝了他。邓伟在门口一直站了一个上午，终于打动了钱先生，钱先生和杨绛破例答应了他的拍摄请求。

　　邓伟小时候父亲就有意识地磨练他的耐性，父亲将信稿撕碎，让他一点不差地重新拼贴好。为培养他吃苦耐劳的作风，从小学起，父亲就带他远足，每逢节假日的雪天，父亲必把他“赶”出家门远足。上中学后，父亲支持他寒暑假外出旅行，写生，写日记，还让他把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抄一遍。在拜李可染先生为师时，当时住在积水潭医院的李先生分别给他和另一个女孩子留了同样一个写生作业，那女孩子不足一个小时就交了卷，而邓伟花了整整６个小时，结果李可染先生收了邓伟为徒，也许就是这份耐性打动了他。李可染先生对他说：“我要感谢你的父亲，磨练了你的耐性。”大学实习时，邓伟跟了一个老牛倌３个星期，终于拍摄了《老牛倌》这幅照片。在青海文化艺术节上，一个藏族老阿妈善良期待的眼神打动了他，为了让老阿妈同意拍照，邓伟跟了老阿妈一天。邓伟说：“我是个认死理的人。”

　　李可染先生给他讲过张良的故事，由于张良的耐性，得到了黄石公传兵法，还有张良的遵守时间。邓伟记住李可染先生的教诲，大学时代从未迟到。在为美国前总统福特拍照时，遇上６．６级地震，邓伟还是准时赶到。为哲学家奎因拍照时，遇上特大暴风雪，邓伟用双手扒开雪墙，来到奎因家里，奎因十分感动。旅途上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一次在以色列机场，离邓伟半米远的一只垃圾桶里，有人放置了定时炸弹，邓伟死里逃生。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为拍摄名人，他还要做大量资料准备工作。在英国，他从传记中心复印回资料，由一对新加坡盲人夫妇译成中文讲给他听。在为以色列总理拉宾拍照时，拉宾显得精神有些疲惫，邓伟知道他是个老兵，于是大吼一声：“您昔日驰骋疆场的军人风采哪里去了？”拉宾被他的话刺激得亢奋起来，脸上的倦怠一扫而光。

　　发现生活的美好

　　“肖像摄影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去年邓伟应聘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继续进行肖像摄影工作，他现在正在进行与奥运有关的拍摄。他的摄影作品分别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图书馆、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英国女王、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收藏。他说：“进入我的镜头的首先是感动我的人，这些人也给我不断充电，给我滋养。”美国“９．１１”事件发生后，邓伟来到美国，拍摄了成群做义工的人，但他总觉得力度不够。后来在美国联合国总部举办邓伟的摄影展时，特大暴风雪袭击纽约，邓伟被一个清理积雪的小男孩眼中的坚韧和坚定所打动，拍摄了《纽约少年》，找到了他想表达的东西。拍摄美国西部的一个老火车司机时，对方告诉邓伟，他最幸福的是他做了一辈子劳动者，工作着是幸福的。还有进入邓伟镜头的体操运动员刘璇说过，她在平衡木上的那一瞬间不能有私心，不然就会掉下来。邓伟还拍过一个阳光下的藏族小孩，既用手遮挡阳光，又享受阳光，邓伟喜欢阳光和灿烂，生活中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邓伟用心去体验生活中的美，感受生活中的美，他愿以灿烂的东西削弱丑的东西。“让我心甘情愿地付出寂寞年华，依然义无反顾的是那些走入我镜头里的人们。”

序
世界在每个人的眼中

   1990年，为厂完成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我到了英国。那一年拍摄工作没有一点进展，而我却很快得为每周三要交给房东的35镑而奋斗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熨衣服。每天我都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步行去工厂，这样可以省下一镑钱的路费。虽然下工时早巳累得腰酸背疼了，但还是咬牙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家。每每总是到家随便弄点吃的，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一睁眼，又得疲于奔命了。有一天下工早些，走回家时正是黄昏，路边一个老式的红邮筒上，几只雪白的鸽子厂扑扇着翅膀，分享着不知哪位好心人留给它们的面包。我本能地立刻想到把这幅画面拍下来，然而为生计奔波的打工仔哪里会带着相机上工呢?在这种时候，人是很容易动摇的，因为失去了太多，却根本看不见希望。

   就这么过了一年半，我没能有机会拍摄一位名人。我全部的摄影活动只是在有限的休息日里走上街头，随意捕捉。可以说这本书就从那时起开始创作了。人在异国他乡很容易被新鲜的东西刺激、兴奋，但我并不希望完成一本环球搜奇。无论是人物肖像，还是风景作品，我都力求通过我的选取和处理，使画面产生某种韵味或意味。这对我也是个新的课题，在以前的拍摄中还没有这种意识。

   应该感谢那些街头广告的设计者，感谢走入我镜头的人们：坐在长椅两端的男女，公园里逗笑的小丑，推着小车买完菜回家的老妇人……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知道有一个镜头汇对着他们，但是他们和我共同完成了一幅幅作品。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这样的拍摄不断地磨练着我的技艺，给予我自信和难得的创作的快乐。

   马耳他是地中海中心的一个岛国。当1993年9月我来到她的首都瓦莱塔，准备为马耳他总理阿达米拍照时，我的环球拍摄计划已经在有序地实施了。由于经费紧张，每到一地只能停留短短的一两天时间，但我要求自己一·定抽空拍摄当地最著名的建筑，拍摄当地百姓的风采。

    到达瓦莱塔的第二天上午，我如约来到总理府，采防拍摄了阿达米总理。中午，走在街头，我注意到这里的民居是一种特有的石头房子，它敦厚的身架足以遮挡地中海午间的阳光，然而女人们却宁愿站在自家门前谈天，并不急于躲进家里去享受阴凉。我举起相机，将这个生活场景摄入镜头，这幅作品后来就取名为《正午的瓦莱塔》。这天的黄昏，在海边拍照时，一个小姑娘大方、热情的眼睛牵引了我的视线。她就是那个《海的女儿》。

    入夜时分，我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为赚取回程的路费给当地——家中餐馆门前的牌楼上油漆。海风把花花绿绿的油漆吹溅到我的脸上、身上，在这个充满沉沉睡意的静夜里，我却一次次被汗水模糊了双眼……后来我经常会回想起这年9月的这一天，它的忙碌，它的收获，它的苦和累。我愿意收下这——切，因为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这本画册里的作品色彩大多很鲜亮，格调明快，与我的名人肖像摄影作品的深沉凝重反差挺大。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驾驭不同风格的题材，但说实话，这种反差要归功于世界原本的精彩。要说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恐怕就是把这凝重与明快叠加起来。这世界不可能一味地轻快，也不是单纯的厚重，她是多元和多彩的。

    现在的年轻人都愿意多走走看看，他们也比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周游世界并不是终极目的，在游走中不断思考，探求生命的至真至美似乎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环游世界，但一定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