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信息时报





　　于丹自曝小时候很自闭 常常自己跟自己说话

　　你相信吗？大名鼎鼎的于丹走路回家经常会走丢。她老公不让她开车，因为害怕她早上从北京的家里出门，晚上得到河南省去找她。

　　去年“十一”黄金周，这个“生活中的普通小女人”从北师大的讲台走到了观众面前，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7天开讲《论语》心得，一举成名天下知，被称为“学术超女”、“女易中天”。

　　虽然以讲《论语》闻名，她却不是那种钻进故纸堆出不来的“老夫子”，她贪玩，会玩，敢玩。 当然，未成年人看到她和陈鲁豫在节目中比谁成绩差那一段时，应该有“PG家长指引”，免得他们认为：哦，原来数学那么差也可以如此出名的。呵呵。

　　在北师大的校园里，于丹老师出名的不仅仅是她独特的教学能力和她出口成章的口才，有时候她的授课地点听起来就让人称奇：咖啡厅里、酒吧里，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把课上。

　　听她的课可吃零食 想开门课教学生玩

　　“我们的课可以说活色生香，文科的知识是什么，无非就是人文嘛，最早的人文就是指人间百态，就是世像图，人怎么学文化，第一件事是关乎人文，也就是说你去体验，以这样的心思来想，你讲书本的知识，他要是听着音乐喝着咖啡吃着零食跟你有来有往说说笑笑，书本的知识未必他没学进去，反而可能学得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呢，学习应该是最终做一件正确的事，而不是遵循程序去正确地做事，正确地做事有的时候是容易的。”

　　于丹的课程在北师大里听众最多，学生回忆说，我记得大二的时候，她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很多人其实就不是很学文科的，也不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可能就慕名而来，然后听完之后就发现，每节课堂堂必来。于老师说，我对我的研究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学业上可以无精进，但首先你是一个健康的人，这个健康包括身体上的健康，也包括心理上的健康，你要去健身运动，该玩儿的时候就尽情地玩儿，到学习的时候，才有饱满的精力来学习，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开一门课，我肯定会开一门叫教你玩。

　　说话没完没了 回家经常走丢

　　于丹是一位拥有良好的语言智慧和童真烂漫性格的女性，所以她在课堂上讲课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走下讲台她跟学生完全没大没小，同事说她“就是一小孩”。

　　然而，大家都只能对这“小孩”望其项背。于丹的同行说：“她讲话真的是很有感染力，一般我们开研讨会策划会请她去，很多人都说求求你了，让我讲话千万不要排在于丹后边。她的语言她一旦介入，别人几乎就压不倒她了。我们一般都是要把她放在最后一个去发言。我觉得可能这是天分，她可以迅速地把一件事情高度凝练并且高度概括高度提升。”

　　但生活中于丹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有点糊涂，不靠谱。于丹在北师大呆了二十几年了，但还经常找不到教学楼，经常夹着一摞讲义，在师大校园里气急败坏地揪住一个人说，“快把我带到教四楼”。

　　平时除了教学，于丹常常做的就是四处做讲座搞策划。于丹常说，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这一点在她做准妈妈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在生女儿苗苗的前夕，忙碌的于丹甚至把四处飞行讲学当成了胎教。于丹回到家就带孩子“疯疯”，家人教女儿规矩，于丹总是破坏规矩，年幼的女儿特别喜欢她，她对着电视里的于丹会说“妈妈出来”。

　　于丹在《鲁豫有约》里不打自招：“我们家人现在表扬我女儿的话就说‘在认路方面现在你就比你妈强’因为我走路回家经常走丢。我没有方向感，我早就学会开车了，但我听见我老公跟我妈的一段对话，就决定不开车了。我老公说‘千万不能让她开车，早上开出去晚上得去河南省找人。’然后我妈不屑地说‘你太抬举她了，她哪能开到河南省，到晚上还在怀柔转悠呢。’”

　　四五岁接触论语 五岁半读红楼梦

　　于丹说话非常有条理，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她说：“我从小很自闭，基本上不说话。我是独生女，文革后期我父母都下放了，我姥姥带着我在一个三进的大院子里边，我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我在六岁半上小学之前基本上看着像一个得自闭症的孩子，一两岁认字，四五岁就接触了《论语》，五岁半看《红楼梦》，没有人跟我说话，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六七岁开始写日记，从十三四岁以后就写成习惯了，一直写到现在。我的日记都不太靠谱，基本上不记什么具体的事，都是一些心情感受，浮想联翩活在自己的想象跟思维里。从小学到中学都很封闭，直到上高中才发生变化。四中有一种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大家一定要会玩儿，所以大家的性格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地开朗外向。”

　　1982年，17岁的于丹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里于丹的学习成绩很好，她也当过学生会的主席，研究生协会的主席，不过到现在，很多熟知于丹的人回忆起来，于丹名气最大、流传最广的头衔还是她学生时代玩委会主任的头衔。“研究生时，我掌管财权，可以拿着一年的活动经费，很过瘾地把它一次性花掉。我最豪迈的一次手笔就是拿到了好像是三千多块钱，你想在八十年代那是一笔巨款呐。拿到的当天晚上，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师兄从北京坐火车然后到了山西去踩点，包了一个大车，给另外一个师兄打电话，第二天把中文系120多名研究生带队过来，先在大同然后去看云冈石窟，再上五台山。我记得我们当时进入台怀镇的时候，是一对一对跳着华尔兹转着圈进去的。”

　　数学一塌糊涂 恶梦做了20年

　　于丹与鲁豫在节目里比谁成绩差，结果于丹赢了：“除了语文好，我的数学从小到大就没有算明白过，试举例说明，我从小学一年级算应用题的时候，经常算出来‘张大爷剥削了地主800多斤粮食’，就是我不仅犯数学错误，还犯政治错误。”

　　于丹高中时，数学、外语和历史勉强及格，中学和大学的体育都不及格。高中老师给的评语是：能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人文明有礼貌，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

　　于丹参加高考的心愿是：如果考上大学，我就可以一篇一篇一条一条地把数学书给撕了。一直到现在，只要工作压力大了，于丹会不停地重复做一个梦：“考试，又考数学了，我在梦里很认真地跟老师说‘我记得我上中文系了，我真的不用考数学了’，这个恶梦我做了20多年。”

　　自述故事：独闯沙漠差点出不来

　　我觉得行路比读书要重要，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省份是我没去过的，世界范围里非洲还没去过，其他的洲去了很多地方。上大学时我经常拿着200块钱出去玩，有一次暑假和两个师兄坐火车站着去新疆。第一站在柳园下车看敦煌莫高窟。每天白天去看洞，看到下午四点半洞就关了，然而西部到晚上十点钟还有自然光，我特别想去闯沙漠，每次都说“关了洞以后我们去沙漠吧”，他俩说“你别了闹了，等到哪天不看洞，从一早才能去呢”。

　　过了好几天，我忍无可忍，想他们不让我一个人进沙漠，无非是怕我走丢了。我就去找讲洞的讲解员借手电，给他们留了一个纸条“你们别担心，我带手电了。”

　　除了手电，我还带了一把短刀、一条毛巾、一盒火柴、一壶水。戴了一个破草帽，穿着牛仔短裤小背心激动地奔向沙漠。下午四点多钟沙漠里有三十八九摄氏度，湿毛巾往胳膊上一搭，水蒸气就冒起来了。穿行在蓝天和沙漠中，那种明艳的蓝和那种耀眼的黄交错在一起，分化出来沙丘的那个痕迹都是一尘不染的，我感觉是去赴一个千年之约，就这样荡气回肠一直走到突然觉得皮肤凉嗖嗖的，四下一看，我本来记着我是顺着一条干了的河道进来的，但是到这一刻，别说河道找不着了，四处的沙丘全是一样，一犹豫马上哆嗦了，温度陡然降到大概零上五六摄氏度，天就黑了，不能走了，等天亮吧。

　　第一个反应就是得生火，要不就冻死了，但是沙漠上没有什么植物，只有一种蕨类植物叫骆驼刺，我拿短刀刨，刨不出来就扒，十指鲜血淋漓，手背上手腕上全是血。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求生的欲望。扒出来了很多放在一起，扒一个坑去点，但是点不着，划了半盒火柴以后才想起来，把唯一的毛巾垫在下面把毛巾点着了，用毛巾做引子，骆驼刺就终于烧起来了，我转着圈烤，烧得差不多就接着去扒。

　　等到凌晨，他们哥儿俩还真是看见这堆火把我给找着了，一顿臭骂“你这个傻丫头，你知道沙漠有狼吗？”“你知道沙丘会平移吗？”“知道沙尘暴吗？”“知道沙漠里面的降温是一下可以降三十多度的？”“你带的那手电有用吗？”唯独手电是没用的。

　　旅游回来以后大家就没什么联系了。他们一个去了美国读书，一个去了海南创业。我二十四五岁研究生毕业赶上大学生带户口下放锻炼，我在柳村很艰难，人就很沮丧。有一次收到一封海南来信，我打开一看是张白纸，居中写了一句话：我什么都不怕，我带手电了。那个时刻，我突然明白，我的手电筒是有用，它的作用不是在我进入沙漠时给我光明，而是在我穿越成长之后给我勇气。

来源：《京华时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解阅读《论语》心得的讲稿，日前由中华书局结集成《于丹〈论语〉心得》出版。该书首印达60万册，超过了易中天《品三国》55万册的首印量。昨天，于丹携该书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与读者见面并签售活动。签售从下午两点前开始，晚上10点左右签完最后一本书。在8个多小时的签售时间里，于丹共签了1万多册书。当天，中关村图书大厦创下单日单本1.2万册的历史销售纪录。

　　■于丹

　　我讲孔子不求权威

　　在《于丹〈论语〉心得》中，于丹将《论语》分成“人生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等七个部分，在讲述自己阅读《论语》心得的同时，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人所遭遇的心灵困惑，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论语》。比如她在讲“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时，将“小人”理解为“小孩”，自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她对孔子“以德报怨”的理解。

　　然而正是这种充满个性色彩的讲解，招致了部分读者的质疑，有读者认为于丹的讲解曲解了《论语》。对此，于丹解释说：“我讲论语只是在讲一己之心得，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解读《论语》。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我讲孔子肯定不是最权威的，但我认为是最真诚、最朴素的。”于丹认为，古人的说法，任者见仁，智者见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人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

　　于丹说，她对《论语》的情感一向是“敬”而不“畏”，对《论语》的感觉，从来是朴素而温暖的。“就像一口奇特的‘问病泉’，一下子泡进去，就知道自己这疼那痒，问病寻药。”于丹谦虚地说，以她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是“万万没有资格的”，“我所能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

　　■百家讲坛

　　个性讲解抚慰人心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介绍说，《百家讲坛》早就定了《论语》的题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讲人。“此前于丹一直在央视10套做策划顾问，是很多电视人的朋友。她的口才很好，又有古典文学的专业背景，我们就觉得于丹有这个潜能，就让她来试试，结果一试就一锤定音。”对于当天火爆的签售场面，万卫在感到惊喜的同时，又自觉是在情理之中：“当初我们在确定开讲《论语》的题目时，就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在社会风气一片浮躁、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方法。”万卫认为，《于丹〈论语〉心得》就是一个具有感应功能的“心灵按摩器”，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

　　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认为，在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读者对于中华传统经典各类普及读物的内在需求在不断加强。“尽管解读《论语》的读物书市上并不匮乏，但它们多半刻板而拘古，充满了学究气，说教味道过浓，读者自然就不忍卒读了。于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讲《论语》从个性的情感出发，像老朋友一样，将阅读《论语》的心得参合自己的经历向你娓娓道来。”李岩认为，于丹个人化的讲解难免存在瑕疵，要想真正理解《论语》，那么最好去读原著，这样也算是促进民众阅读经典的可行路径。

　　■读者

　　听她讲解是种享受

　　当天下午，中关村图书大厦广场上人头攒动，大约三四千读者将大厦团团围定。他们中有人从早上七点开始就到书店排队等候签名。于丹从下午一点半左右开始签售，一直签到晚上10点。在8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共签售1万多册图书，中关村图书大厦也创下单日单本的销售纪录。

　　在和平里医院工作的张姓女读者一大早就来排队买书，一下子买了五本书，她说不仅自己读，还要寄给天津当老师的妹妹。在她看来，于丹的演讲声音洪亮，讲道理深入浅出，让人沉醉其中。“她的讲解听着是一种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她的讲解，我们明白了做人、处世的许多道理，并应用到生活中，从而受益匪浅。正像于丹所说的：真正的经典从来都是贴近人心、以人为本的，那些深奥的、灰色的，永远不会是经典。”

　　同样因央视《百家讲坛》而众人皆知的学者易中天，在收看于丹谈《论语》心得后认为，于丹讲述的孔子是一位链接着多彩世界的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度。”

散步者　http://blog.qingdaonews.com/user1/363/archives/2007/103129.html
  
　　唱歌的凭嗓子红起来，演戏的凭模样红起来，运动员凭金牌红起来，小艺人凭绯闻红起来，芙蓉姐凭脸皮红起来……终于，人们看到，易中天和于丹凭着知识和口才红起来……

　　有人走红，必有人眼红。因为，他们以为那些掌声和版费本该属于自己。这些人，也许学识不在易中天和于丹之下，却没有独到的东西，更没有站出来的勇气，只配在人家红起来之后，红一红自己妒忌的眼睛。这种人，若少读些书，反而会好一些。因为，在他们的发难之声里，讲的虽然依旧是学问，却没有一点知识的味道！

　　他们说《论语》是可以随便讲的吗？ 他们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才是有资格出来说话的权威。岂不知，好多事情就坏在这些已经沦为权威的废物手里。鲜活的理论被他们奉成肉干，不仅已经吃不得，甚至连肉的味道也没有了。在他们看来，老百姓听得懂的东西，大约就不是东西了。老祖宗的那点智慧，几近被他们讲回坟墓里，不见羞惭，竟还有舔着老脸教训人的勇气？
他们对着录音机咬文嚼字，用鸡蛋中找来的骨头发难，力图使人们相信，这一老一少不过是无知无畏，他们才是沉默的高人。他们哪里知道，民众对这些细枝末节根本就没在意，人们尽情领略的是一种贯通古今的新鲜之气。一种理论，如果只被统治者和学究供奉在庙堂里，而不设法在民众中扎下根基，这种理论的结局只能是无可挽回地走进衰亡。

　　他们醋意十足地规劝那些兴奋不已的“议员”和“鱼丸”，你们“不妨多读一点书”……在国学颓唐欲绝的当口，从没见他们如此循循善诱。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区区“雕虫小技”，怎么会使那么多人着魔入迷。他们的悲剧就在于正是这些被他们视为不屑的小技中，竟然通连着民族文化真正复苏和重生的光明大道。

　　他们急呀！人不是单凭知识就能够高尚和智慧起来。但人决不该有着知识却依然下作至此！
其实，易中天也罢，于丹也罢，不过是做了点类似科普的事情，不过是大众回归传统文化的领路之人。讲三国的未必就是伟人，说君子的也不可能一切都堪称楷模。干这种事情，有一点知识，有一点口才，有一点责任心，再加上一点机会就足够了。何必要求他们滴水不漏，比赤金还纯？

　　其实，易中天和于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人家知道民众在精神上饥渴于何处，能够把大大的道理与百姓们小小的心思联系起来，为那些已经垂死在经院的教条，在民众心里，开辟一条生路。这种本事可不是读一些书，熬一些资历，混成个权威，或者发一些论文就能具备的。所以人家能应运而生，能及时地跳出来，能赢得无尽的喝彩。这谁也没有办法，气急败坏的结果无非是告示民众：自己真的就是一只百无一用的书虫而已。

　　易中天和于丹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使人们看清了社会对民族文化的巨大渴求，撕破了任国粹烂在阁楼之上的陈词滥调。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能够复兴和光大民族文化的只能是民众。只要有人能恰到好处地为出来照一照亮、指一指路。正是在这个关键环节上，易中天和于丹成功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是我传统文化的幸事。面对如此幸事，在那里说三道四、心怀叵测的人，该长着何等心肠？

　　当然，发难的人当中，也有网络之上专门搅浑水的寄生族类，他们的眼中，除却自己，历来没有好人。他们不过是文化生态中的浮游生物，他们专跟名人作对，最令他们自豪的是：“你们知道某某吗？俺便是那个敢于骂他的人！”宽容一点，他们可以被视为尚有滋养作用的肥料，叫作臭有臭的好处。

　　相信火种之后的烈焰，中国不仅盛产窝囊废，也从不缺少英才。很快就会有更加出色的易中天和于丹冲上这方兴未艾的潮头。一个东西，有人恶狠狠地出来咒骂了，大约就是有了真的生机，中国的道理历来如此。

来源：东方网-文汇报  作者：李扬  江胜信

　　题记

　　于丹从不提倡废寝忘食，认为这样的人是“白天逮萤火虫，晚上用萤光瓶子看书”的傻瓜，“你都食不甘味、寝不安眠了，生活最低标准都打破了，还谈热爱生活？我一点都不相信。”

　　但她这几天身不由己的忙碌似乎暂时触犯了这一信条：前一天，从早上7：15一直工作到晚上23：35，其间，自称为“职业说话者”的她一直在“说、说、说……”；这一天（3月10日），利用北师大艺术系招生的间隙，也就是中午时间，她匆匆赶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屋，竟和我们从10：50一直谈到13：20，显然是舍弃了午餐时间。她的嗓音是沙哑的，这还是她几天来“至少拒绝了50家媒体”的结果。

　　不过，柔和的音节一经她的伶牙俐齿，依旧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牛仔裤、紧身体恤、连帽短褂、水晶挂坠、珍珠戒指、精致淡妆……一身轻灵的打扮和装饰。她自认为体力一级棒，到外地出差，一晚上从18：00到凌晨两三点钟，可以会上文人、小女人、愤青三拨朋友。“再忙，我随时随地都能练瑜珈。”于丹当即亮上一招，双臂反扣合十，“这样不会得肩周炎。”

　　于丹将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归功为“心态”。她在《百家讲坛》陆续推出《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诚然是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的贡献，面对排成长龙的购书队伍，她的内心依旧可以做到“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近日，在遭到十博士指出“《论语》心得”十余处“谬误”之后，她只淡淡一句便顶了回去：“我从来没对《论语》进行过解读，这只是‘心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上网说话，我女儿几个月的时候我就懂得尊重她的选择了，我怎么能不尊重别人，去骂人呢？”她自信地说：“如果说能挑得出我的硬伤，那我很感谢，但可惜真的不多。”

　　很多人钦佩她的口才，她自认为“没有技巧”，但同时认为“语言的最高层次是境界浑然天成，技巧终被抛弃”。如此说来，对她的描绘怎么说都是喧宾夺主的，我们不妨去忠实地记录她的语言。

　　“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

　　记者：最近媒体上对你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争论很多，有人说你把国学经典讲得出神入化，有人认为你误读了经典，你怎么看这些争论？

　　于丹：这些争议，关系到我们究竟怎么看文化，文化是狭义、静态的，还是广义、动态的？在我看来，文化首先是一种生态，在《周易》中文化的意义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观察世间百态、人间万象，最后氤氲化生，进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文化是一个流动、生长的形态，重要的是“文而化之”。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文化人，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生命境界远没达到“化”境，比如苛刻、斤斤计较、不通达透彻，这都是“文而不化”。

　　另外，文化是个“金字塔”，越到塔尖越是精英化，但它的研究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精英研究肯定是必须的，但绝不是文化的全部。金字塔越往基座走就越是草根。我个人有一个理解，民主这个词不是一个政治的专有名词，更重要的，民主在于文化权利。难道经典仅仅是精英的特权吗？我认为，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以至于让大众去膜拜。

　　记者：所以你的《<论语>心得》是面向草根的？

　　于丹：经典在塔尖上的价值在历朝历代已经被证明过了，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在金字塔的基座上我们还有一个陌生的证明的可能吗？我们不再以研究者、膜拜者的心理去证明那个塔尖，而是让经典进入大众生活。所以，我所做的尝试是文化普及的意义，跟精英研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

　　在我签售时，有很多带着安全帽、工服上都是泥的农民工在排队，而且一个人抱着10本，这就是200块钱，他们一个月的血汗钱不过六七百块钱，他为什么要来花这个钱？

　　我们过去文化中有一种不良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二分法、一元论，凡事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其实文化选择是多选题的啊，塔尖上的精英文化、塔基上的草根文化、生生不息的大众文化，所有文化熔铸一体，越多元越健康，文化是需要一种胸怀去建设的。

　　记者：对于北大清华等十博士联名抗议的文章，你作何感想？

　　于丹：我只看到了两种有用的东西，一是博士们很急切，我尊敬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二是他们提出学术要严谨、媒体要冷却，这是我同意的观点，是有建设性的。除这两点外，人的记忆是有忽略机制的，在我的“硬盘”中被删除了。就像半瓶葡萄酒，乐观者会说“还有半瓶呢，真好”，悲观者会叹“可惜只有半瓶了”。博士的帖子就像半瓶酒，我愿意看到里面还有半瓶，至于空的那半瓶在我这里被删除啦。你把它忽略了，这些东西是构不成让你受伤的。

　　我不会去批驳别人，我会用我的信仰做我该做的事。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上网说话，我女儿几个月的时候我就懂得尊重她的选择了，我怎么能不尊重别人呢？

　　记者：你在电视上和在课堂上的讲法有何不同？

　　于丹：我是研究传播学的，必须尊重一个传播规律：“受众群体决定传播策略”，我在大学课堂上面对的是大学生，讲很多高深的问题是没问题的。

　　电视是什么？电视是平面化、一次过、不可复读的东西，电视的收视是在客厅，聊着天的、翻着报纸的，干什么事的都有，这时就不能像教育学生那样了，大众需要的是一种平等的沟通、聊天，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传播策略就是“道不远人”，怎样让他们觉得是温暖的、跟生活相关的。信息传播有个规则，人对跟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最感兴趣，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我跟孔子的原意不同，那么欢迎每个人心有所得”

　　记者：作为一个不是古典文化专家的人，解读《论语》，你认为精准性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于丹：我首先要特别严肃地澄清一个概念，我做的从来不是经典的解读，我做的就是心得，我从来没有出过《论语解读》或《庄子解读》，我是一个传媒研究者，并不是古典文化有话语权的一个经典研究专家，但我所了解的古典文学知识，在我和大众沟通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相对够的。

　　之所以选择“心得”方式，就是从来不追究解释的精准性，我从来不做字句的训诂，而是做意义的阐释。训诂学、音韵学这些东西人民大众了解吗？大众需要了解吗？“心得”就是“一心所得”，是在外延上、感悟上的一种延伸，我不做内涵上的解释，这里无所谓什么是本意。

　　记者：你如何看一些人在你讲的内容中挑错？

　　于丹：如果说能挑得出我的硬伤，那我很感谢，我谢谢他们在学术上帮我严谨，但是可惜硬伤真的不多。如果一定说我跟孔子的原意真的不同，那么我要说一句：欢迎每个人心有所得。

　　记者：你说的“可惜硬伤不多”，是否仍有硬伤呢？

　　于丹：这是我一个很客气的说法，还需要我再说吗？

　　记者：很多观众仍会把你的心得看做是孔子和庄子的本意，对此你怎么看？

　　于丹：我出的两本书后面都附了原文，是我对出版社提的要求，读者看了前面之后，自己有什么想法，翻原文再想一想。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导读，我想告诉大家读完经典的效果，在心灵上我们可以这么快乐、豁达，这不好吗？

　　每个人都不要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标准答案，你可以进行自己的延伸和感悟。我希望提供的是一个方式，而不是结论，提供的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无非是以一种快乐心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记者：上《百家讲坛》时，是否想过日后会有如此热度？

　　于丹：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些，很小我就喜欢《菜根谭》的一句话，“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事放在这了，你就用你的心投入去做，做过就完。我习惯对任何事都不做预期，人患得就会患失，一做预期就会放不开。

　　记者：接下来还会在《百家讲坛》开讲吗？

　　于丹：肯定还会讲，《百家讲坛》一直都有邀请，我想再隔一段时间吧。现在我必须充充电，读读书，另外我必须回到我的传播学，我最近可失落了，到处请我讲的都是中国文化了（笑）。

　　而且，我不习惯所有时间都排上工作，比如我在上海三天，安排了两次课，还有很多邀请都谢绝了，我去逛街、找朋友玩，绝不每小时都是工作。

　　记者：被你拒绝的都是些什么邀请？

　　于丹：首先我是不做任何营利、商业性的讲课，中国文化方面的课我也不会再重复，光碟已经出了，如果喋喋不休总在重复自己，我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到吃老本的地步，起码还要有二三十年做事的时间，所以希望给我一段安静时间，哪怕“偷得浮生半日闲”，光是玩都比讲这个有用。

　　记者：怎么看在《百家讲坛》的这段经历？

　　于丹：这要到我60岁时候再问我，因为这段经历还没过去。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百家讲坛》的团队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尝试做这种探索，无非是以一种快乐的心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未来有什么打算？

　　于丹：我很少谈未来，因为所有未来都是可以憧憬、描绘得很好的，所有过去都是可以缅怀的，但一说到当下，人们常常是充满迷惑、遗憾，转瞬即逝，所以我只有当下，永远活在当下，当下我尽心。我的人生“有方向、没目标”，比如往北是我的大方向，但我不会说正北的哪个点就是我的目标。

　　“二三十年后人们不会再问‘经典可以这样读吗？’”

　　记者：怎么看这场争论中的媒体？

　　于丹：我这几天推掉的媒体不下五六十家，都是些小媒体，一冒出来就问“他骂你这句话了，你怎么想啊？”完全是做娱乐报道猎奇的那种，如果不做文化概念的探讨，我就一笑了之了。

　　对目前的文化争鸣的问题，我个人有一点看法，近20年，中国经过了太多概念上的裂变，过去大家认为经商的都是“投机倒把”、好人不去打官司、健康人不看心理医生，在今天大家一听都笑了，历史上有多少误读啊！现在，我们不用再解释什么是商业、法治、心理健康了，但今天我们照样还要解释什么是经典，所以我觉得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声音会冷静很多，就不会再问“经典可以这样读吗？”媒体也要呼吁一下大众的理性心态，别那么浮躁，姑且等待着文化的成长。

　　记者：你认为人们对经典有误区？

　　于丹：书是怎么样都可以读的，经典无非也是书嘛，《论语》不就是孔子弟子们记的一个课堂笔记吗？它不就是只言片语吗？被我们膜拜成什么样子了？宋代词人柳永在当时就相当于今天写流行歌曲的人嘛。对文化的膜拜，实际上是很多研究者把文化当成了一个行当，我是觉得文化应该被还原为充满活力的生命意义。

　　记者：有人反复强调“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你怎么看？

　　于丹：我所谋求的是“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见地，那就不同吧，关键是在构建文化生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在做事。孔子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我认为，今天需要的是行动着的知识分子，我们总要先做，做精英研究也行、做大众普及也行，把事做出来再说，这就是“和而不同”。

　　“唯一的选择标准就在人的内心”

　　记者：你的书为什么卖得那么好？这你分析过吗？

　　于丹：过去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选择令他们困惑，现在困惑多了内心就要寻找，应该说让我赶上好时候了，所谓“应运而生”。

　　记者：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人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你如何看待？

　　于丹：最近这四五十年，中国人的价值转型经历了巨变。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国，是由贫瘠而带来的稳定，大家都没得可比、没得可换，没有商品房，工作、婚姻大都是终生的，大家没有心理上的失衡。而今天这个时代，房子、车子、工作，甚至老婆，什么都可以不停地换了。对有信仰有定力的人来说，社会充满多元选择是一种奢侈，但对没有人生信仰的人来说，丰富的选择却是灾难，大家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这时，唯一的选择标准就在人的内心，如孔子所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外在的忧虑、困惑、恐惧多得无法左右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更仁、更智、更勇。古圣先贤的思想，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怎样顺应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记者：《百家讲坛》是不是目前传播效果最好的一个传统文化平台？

　　于丹：我从来不说什么是最好的，在我看来，只存在差异而不存在高下，说什么是“之最”，就意味着否定的东西太多了。《百家讲坛》是尝试之一，可以说它比较成功，在大众传播这个平台上，它请一批有话语权、有个性魅力、有传播策略的这样一些学者，把高深的东西在平面化的电视上跟大众做了沟通，我认为它是一个有功德的节目。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

　　记者：成为名人后，这几个月你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

　　于丹：没有，该练瑜珈练瑜珈，该跟朋友玩还是去玩。我这么忙碌已经十好几年了，绝不是现在，除了央视，我还是40多家地方台的顾问。现在最明显的变化是时间紧了，但是状态是心态决定的，人可以忙，但是要忙而不乱，快而不急，心里不要躁。

　　记者：听说你不仅工作时精力旺盛，平时还很爱玩？

　　于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天很高兴啊？后来我想想，一个人首先身体特别健康，心态才能相对健康，林黛玉为什么很矫情啊，那都是病缠的。健康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但在今天特别奢侈。我常跟学生讲，我从来不提倡废寝忘食，那是白天逮萤火虫装在瓶子里晚上念书的傻瓜，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生活最低标准都打破了，何谈热爱生活？

　　记者：你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

　　于丹：我的朋友太多了，三教九流。比如我到外地讲课，下课后常跟特别文人气、满腹经纶的一帮人，把酒临风，诗词歌赋，聊得酣畅淋漓，我觉得跟他们特别契合，从晚上六点聊到八点，这拨人散了，然后去见一拨特别女人气的朋友，我的女朋友都是特别精致漂亮、懂生活的人，我们去SPA、泡吧、逛街，聊到十一二点钟散去。然后我再去见一批特别“愤青”的朋友，都是二三十岁玩艺术玩得特别酷的朋友，我们会去一个蓝调酒吧，或者开车到湖边，拎着啤酒，聊到半夜两三点。这么三拨朋友，如果让他们在一起，可能会互相瞧不上，但他们每个圈子都认为我就该是他们这一拨的。（笑）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我书中有一句话，“我们不能决定生命长度的时候，就去决定生命的宽度”。一个崇尚多元化的人就不会对什么事特别较真，也不会对什么事情反应特别激烈，我不会用这一种去否定那一种，在我的眼中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种融通之后自己的价值判断。

　　记者：有没有你崇拜的人？

　　于丹：我喜欢的人好像都跟我是朋友。我对非常优秀的人的态度一直是“敬而不畏”，很少有崇拜心态。如果生活在唐代，我成不了李白也要做李白的朋友。李白是我多熟悉的一个诗人啊，我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用带李白诗集，按我学生的话说“我们老师讲起李白，就像说她二舅”。（笑）

　　“经典给了我悟性，不需要任何演讲技巧”

　　记者：许多人喜欢你在《<论语>心得》里讲的那些故事，前期你是如何准备的？

　　于丹：没有刻意准备，那么多故事一下子从哪去找啊？都是平时积累、跟学生聊的。我平时上课也这样，这些东西多少年都在心里了，包括讲《论语》和《庄子》前我也没花太多时间再去重读。

　　我自己的生命中每天也会发生很多故事，人的生命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惊喜，不期然就会有很多美好的相逢，当你的生命中充满了奇迹的时候，你会对人性有深刻的信仰的，我相信“人心向善”。

　　记者：你所讲内容很多直指现代人的心理，是否也很关注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于丹：我不去刻意关注任何东西，陶渊明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用不着我们刻意去找，南山自现，一但去找就没有悠然了。我现在已经过了专注于任何东西的阶段，人一但放弃了刻意的时候，不仅是学问，人的生命境界就会特别的通达，心会越来越从容。

　　记者：很多人叹服你的口才，想知道你是如何练就的。

　　于丹：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他就会说出什么。我不信任技巧，甚至我是一个鄙视技巧的人。经典给了我悟性、给了我力量，这不需要任何演讲技巧。语言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有技巧没境界”、“有技巧有境界”是前两个层次，到第三层次就是“境界浑然天成，技巧终被抛却”。孟子说“充乎其中，溢乎其貌，动乎其言”，当内心是充盈饱满时，会流露在语言中。

　　“4岁读到40岁，《论语》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是如何对国学产生兴趣的？

　　于丹：我父亲是搞国学出身，我很小就接触这些，我出生刚好是“文革”后期，外面都不读书了，我没上过幼儿园，几乎是念私塾长大的孩子，从小背唐诗宋词、背《论语》。爸爸是个很好的启蒙老师，他希望文化对我的生命有一种力量，让我知道自己的价值。《论语》是我从4岁读到40岁的书，已不是我外在的研究对象了，它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在遇到困难危机时，你会用怎样的态度去克服？

　　于丹：我的态度就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当前，人最重要的是镇定，看清楚。对于十博士，我的学生想要“揭竿而起”的太多了，都让我压下来了。也有媒体问我现在的博士都怎么了？我答说我也是博士，我们都在慢慢学，有什么看法都是应该的，没那么激烈。

　　记者：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让你体会到了通透之境？

　　于丹：我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到达“通透”了，只能说“心向往之”。人光靠读书是不行的，如果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从校园到校园，是不可能通透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经历。

　　其实每个人活出来的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心里有没有光彩能表现在脸上，所谓见心见性，人看这个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他心理的一个折射。

　　记者：你认为《论语》的真谛是什么？

　　于丹：《论语》的真谛是要用一生慢慢体悟的，永远没有定论。从政的人认为它是儒术，做学问的人认为它是儒学，宗教的人认为它是儒教。我所做的就是一种生命感悟的还原，一种心得延伸。能从经典得到什么，那是你跟经典的缘分。

　　人物背景



　　于丹，1965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
，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策划节目。

　　生于书香之家的于丹，三岁开始练字，四岁起在父亲指导下阅读《论语》、唐诗宋词等经典，六岁开始写日记，习惯一直保持至今。自《于丹<论语>心得》2006年“十一”黄金周亮相央视《百家讲坛》后，于丹一炮走红。今年3月3日下午，她的新书《于丹<庄子>心得》在10小时内签售15060册。

　　在创造一个出版纪录的同时，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也饱受争议。先是不断有读者挑错质疑于丹的学术水准，3月3日，于丹新书签售现场有人身穿“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文化衫“抗议”；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大学的10名博士签名发文，对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讲解《论语》感到非常愤怒，称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一时，网上网下争议四起。

来源：《解放日报》

　　3月16日，星期五。

　　中午12时28分，于丹在虹桥机场给我们发来短信：“刚刚到上海……”

　　下午2时，在上海交大老图书馆，于丹出席一个座谈会。结束时已近5时，她对我们说：“接下来还有好几档活动，晚上我们再聊吧。”

　　深夜11时，于丹终于赶来了。在她下榻酒店的大堂咖啡吧，她与我们面对面。

　　对这一系列的“追”，烦不烦？

　　●一次签售持续了10个半小时，旁人说，你体力太好了。我说，这无关体力，关乎良心。

　　●如果这种古典精神没有化入自己的生命，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讲《论语》?

　　解放周末：今天我们在Google中输入关键词“于丹”，530万条有关您的新闻就跳了出来。您接受过很多采访，似乎该说的都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访您，您是不是觉得有点“凑热闹”的感觉？

　　于丹：易中天老师第一次为一家媒体对我的专访，又是发短信，又是打电话，希望我认真对待。这就是你们这次专访。所以尽管今天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讲课任务，但我还是决定接受你们的专访。

　　解放周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您的书被人追捧，您的身影被人追随，您的活动被人追踪，您的故事被人追溯，您的人生被人追根，甚至还有某种言行的追击。您对这一系列的“追”，烦不烦？

　　于丹：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烦，但有一点无奈。被媒体给放大成这个样子，并不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怎样，只要是真诚地对我，即使是批评，我都心存尊敬，更何况是真诚地喜欢你。他人的这份真诚应该受到我的尊敬，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理由烦。

　　解放周末：烦还是不烦，取决于内心。

　　于丹：我的两本书出版之后，第一次签售是8个半小时，第二次签售是10个半小时。旁人说，你体力太好了。我对他们说，这无关体力，关乎良心。人家这么对你的时候，你的情绪不是你自己的。我不是歌星，不可以戴着墨镜说，你走开，我没时间。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这种古典精神没有化入自己的生命，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讲《论语》和《庄子》？

　　解放周末：其实，拂去那些近乎喧嚣的表层之“追”的一路风尘，我们感到应当着重思考的，是那些由“于丹热”引发的关于文化生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想作一些追问，文化的追问。

　　于丹：我喜欢这样的追问。

　　孔子思想，是世界性的文化基因？

　　●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

　　●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

　　解放周末：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是孔子思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您觉得为什么这些诺奖得主会有这样一种共识？

　　于丹：每个人都不能用自己的心去忖度别人的想法，我只能说自己的判断。这个世纪的文明是一种融合的文明，我个人崇尚的是一种多元文化。也许科学家们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认为东方儒学的回归在人心和谐上有一种制衡作用。因为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谐，讲究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的是每个人“天下己任”、全社会“和而不同”。这有助于建立后工业时代的稳定秩序。

　　但我认为，从中国本土来讲，不能过分强调和推崇文化一元论。任何好的文化，我更愿意用健康这个词来评价。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我不希望说由于儒学是我们本土的产物，就认为文化应该是一元的，就要用儒学去拯救当今世界，拯救所有的文化问题，那样有失偏颇。

　　解放周末：孔子思想中，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这些文化传统，既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基因，或许也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意义吧？

　　于丹：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它对世界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但不能说它是世界性的文化基因，毕竟它更重要的是东方的，是中国的。

　　直面道德落差，该怎样看待那些“社会病”？

　　●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要直面现状，并用积极的态度去改进它。

　　●我们哈哈一笑，感到过去的看法都是幼稚的，其实再过10年、20年，也会认为今天的很多看法是幼稚的。

　　解放周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过一段话，他说：“物质力量越大，我们对扬善抑恶的精神境界和美德的需求也就越大。我们从未充分地从精神上把握好我们的物质力量；而今天的道德落差比任何时代都要大。”用这段话对照当下的时代、我们面对的社会，您怎样看待这种道德落差的现状？

　　于丹：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要直面现状，并且用积极的态度去改进现状。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说，用行动改变社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解放周末：那么，对当今社会存在的道德落差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

　　于丹：应该采取一种宽容的、积极的心态。第一宽容，就是承认现实。第二积极，就是改变现实。为什么先要承认现实？我从来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习惯于批判式的指责。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明的成长和变化。上世纪70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看，中国多民主，我们选人大代表从来是百分之百通过，再看美国，51%就可以当总统了。这就是那时人们眼中的民主。80年代，人们说好人不打官司，谁要是打官司了，那这人八成是投机倒把了。谁要打过官司，遭歧视啊。到了90年代，大家说，某某看心理医生了，他得精神病了吧。

　　解放周末：特定时期，就有特定的认知。

　　于丹：而今天，我们进入了21世纪，如何看待民主，如何看待法制，如何看待心理健康？回过头，我们哈哈一笑，感到过去的那些看法都是幼稚的。其实，再过10年、20年，同样也会认为今天的很多看法是幼稚的。

　　解放周末：现在道德方面存在着种种“社会病”，比如人心铜化、人品锈化、人格权谋化、行为表演化。这化那化，本质上都是没文化。您认为呢？

　　于丹：今天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化”，就是“文而化之”，就是《周易》中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有人说现在道德沦丧，我个人不太同意。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很好的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个概念足以说明，这是个好时代。什么叫以人为本？它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国家对于人的价值的判断。

　　解放周末：社会转型，难免也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

　　于丹：当然，我们的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肯定会刺激个人欲望，出现欲壑难平甚至物欲横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某个阶段一定会出现，但它也一定只是历史进步中的一种代价。

　　解放周末：进步，就一定有代价。

　　于丹：泰戈尔有一句名言说得很好，他说人要往前走路，抬腿是行走，落脚也是行走。光抬着脚，是走不了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出现的道德失衡，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平衡。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我们会像过去看待民主、法制、心理健康一样，去公允地看待这个时代的道德现状。

　　孔子成了一个符号、一种慰藉心灵的代用品？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上行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

　　●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解放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社会失范、市场失序、道德失灵，人们需要一种代用品，孔子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一种慰藉心灵的代用品。您怎么看待这个“代用品”的说法？

　　于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解放周末：中华文化中的“儒教”、“道教”、“佛教”，是三位一体的。

　　于丹：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这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解放周末：既要有大地，也要有天空。

　　于丹：对。我认为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天地之间两条线，孰轻孰重？

　　●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和谐。

　　●我们这个社会有两条线。最低的一条线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保障，它是保障公民安全感的；最上面一条线，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它是提升人的幸福感的。

　　解放周末：人站在天地间，而每个人面对着的是两个天地：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家园。现实世界讲秩序，精神家园讲道德。在您看来，道德和秩序哪个更重要？

　　于丹：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孔子说，人到了70岁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解放周末：但是面对没有秩序的现实生活，道德往往会很脆弱。

　　于丹：我们这个社会有两条线。最低的一条线，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保障，它是保障公民安全感的；最上面一条线，以道德伦理为核心，它是提升人的幸福感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夸大道德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不公正的现象，光靠道德抚慰是没用的。一定要在制度保障了人民安全感的前提下，我们再谈以德治国的道德建设。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外在的顺应，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种核心秩序，我们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但关键是这个“矩”已经给我们保障好了。

　　当人为生计所困时，给他“面包”还是“圣经”？

　　●《论语》思想绝不是阿Q精神。

　　●我们不能等着法制这个基石完全都搭建好了，再来顾及内心。

　　解放周末：您把《论语》比喻为中国人的“问病泉”。那么，当人们直面一些社会的阴暗，产生困惑时，也可以向《论语》“问病”吗？

　　于丹：这还是底线与上线的问题。没有底线，何谈上线？当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受到危害的时候，怎么能够靠道德的这种抚慰让自己忍辱偷生？《论语》思想绝不是阿Q精神。现代公民社会的制度保障，永远是公民幸福的前提。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的《〈论语〉心得》是“心理按摩”，使人们在面对浮躁、喧嚣、焦虑、苦恼的社会现实时，整理一下心境，抚慰一下心灵。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使人们因痛感减少而导致内心麻木、妥协。

　　于丹：公民的自我内心建设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基础保障有了保证之后，我们内心的提升才有可能。孟子曾经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就是说，只有士这个阶层，他才能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像杜甫说的那样，自己住着茅屋，然后向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般的老百姓是，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古圣先贤都承认的。当人的温饱、社会安全、人格自由，都没有得到保证的时候，我们仅仅沉溺于道德，去说精神抚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并不是今天应该提倡的。

　　解放周末：这就如同一句名言所说，当人们饥肠辘辘需要面包的时候，不会要“圣经”。那么当弱势群体、困难人群为生活而奔忙时，《论语》、《庄子》对他们有什么用？

　　于丹：现在中国的很多制度正在建构完善的过程中，这应该是外在与内在同步进行。我们不能等着法制这个基石完全都搭建好了，再来顾及内心。内心的、人格的建设与外在的制度建设，完全可以齐头并进。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社会制度建设不完善上，也有很多属于人心失衡，属于在多元时代中的迷惑，属于个人价值建构上的迷失。

　　津津乐道于孔孟之道，会不会引导人们安贫乐道？

　　●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境遇不见得怎么好，但是他们需要有一种心灵上对自我的指认。

　　●文化不是象牙塔里学术的专利，也并不是精英们的“奶酪”。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西南科技大学　黄海涛

    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3月3日，就在《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于丹〈庄子〉心得》一书的签售会现场，一名男子突然脱去外套，里面的白色T恤上赫然出现几个毛笔大字：“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紧跟着第二天，这名男子以网名“世纪婴儿300”在天涯论坛发贴，用图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签售会上的“惊人之举”。“于丹有讲的权利，我也有按照自己方式批判的权利。”该帖一出即引来众多网友跟帖热议，其被网友称为“T恤男”。（新民网3月8日）

　　我完全能够理解汤军的逆反心理，因为俗话说，爱一个人可以只需要有一个理由，而恨一个人则有着一千，甚至一万个理由。从汤军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丹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因此，有一些躁动与情绪失控也实属正常，情有可原。

　　其实，不管是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庄子心得》，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学术传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并不存在对与错、是与非的区分，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与表达的权利。正如你可以选择早上吃“馒头”，我可以选择啃“面包”，即便是同样选择吃“面包”，也是存在着个体差异。倘若说只是因为选择的差异便对别人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我以为是盲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你有你的权利，我有我的选择，互不干涉，各自独立，人与人之间应当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毕竟一花独秀不是春。

　　于丹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符合大众的传播方式，至于如此上纲上线，给她扣上高帽子吗？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与教授们难道不该好好反思一下吗？高高在上永远只是一潭死水。于丹现象只不过是“馒头”与“面包”的选择差异，你可以不同意于丹的观点和讲课方式，但应捍卫她说话的权利，没必要过于激动，“馒头”与“面包”的选择永远没有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