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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梁文道告诉你1个人力量有多大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安库雷



  多重身份的梁文道

  他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纵论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业电台一台采集百姓声音,他在“开卷八分钟”将深奥的学问“翻译”给大众,他是11份报刊的专栏作家,他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相信,一个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岁的专栏作家

  1971年,梁文道刚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岁,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锋青年。因为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见到三方观点,“你过去对‘国家’的观念、你的整个历史观,就崩溃了”。

  于是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有很多意见”。有人对他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编辑打电话问我妈,请问梁文道小姐在吗?”

  母亲解释了一下,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

  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香港商业电台台长

  在他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文化产品)满盘皆赢,或者满盘皆输”。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我的朋友蔡东豪,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牛棚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台长。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一个电台,不只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电台有几个大名嘴,比如郑经翰,号称香港10点前特首,你让我管这一帮人……

  “后来他又找过我几次,用了ultimate exposure(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可以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你自己的理想。”

  他同意了。“非典时期,我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你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只录30秒,然后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你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法。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嘛,我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内地观众认识他,多是通过“锵锵三人行”,但他的“身份”,显然远远不止窦文涛身旁那个侃侃而谈的“知道分子”――

  11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一家中学――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文化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负责给人家拨款搞环保”;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一个名为“上书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简单的小书,也编一个杂志,我是编辑,也是社长”;香港有线电视一个周播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没有时间,就快不做了”。

  当然还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我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开办3期后,他对来采访的《亚洲周刊》记者说。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最新的消息是,“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让它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还要参加各种社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作站台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如何在媒体上抢到发言阵地,等等。

  “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

  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他坐在北京西北三环的一家咖啡厅里,仔细卷着烟丝,然后――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着。“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想说的是,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

  他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今年1月该杂志评选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位多数是媒体从业者,“你看那些人,很吓人的。比如评选去年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800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应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涉猎,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达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他的一种尝试。

  年初,台里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我,我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我觉得我的观众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比,是两代人。”

  他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跟学生。对,我比较针对这些人说话。”顿了一下,又笑着“纠正”:“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我做时事评论也是这样。有的人做评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但我很少这样。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我在这个群体里跟大家对话,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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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混迹人群中的男人

来源:都市主妇

  梁文道,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现为《明报》等众多媒体专栏作者,大学客座讲师,公益活动者,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嘉宾主持。因涉猎领域颇广,被香港媒体称为“文化百足”。

  他喜欢混迹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的。在香港,他不开车,喜欢坐地铁,坐公交,喜欢在街道上走路;即使在电视上,他也是不张扬,没有侵略性的;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边缘的状态,只有边缘才能让他更加清醒;他做人很朴素,物质的欲望逐渐减少,感情几近空白,但是,惟有思想闪光。



  很该死的,我迟到了。当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和录音笔时,梁文道就像电视里那样镇定地坐着,温和地看着我。不是客套地,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可我没法慢下来,脑中一片空白地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宽厚地笑着说,“这几天的交通就是很差,我也常常被堵在路上。” 这话让我片刻间恢复了平静,这才抬头仔细看他。与电视上几乎没有两样,穿一套黑色中式的服装,含蓄,书卷气。头发短到近乎光头,戴一幅黑边框眼镜,神态自然,目光柔和。与他自如地聊过两句开场白后,他周到地问:“录的到吧?”我发自内心地轻松微笑:“录得到。”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对他产生紧张和陌生感,我的对面就像坐着一个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

  讲话是一种责任

  采访的过程中,他的电话响了,他对我说了声“抱歉”,然后就把电话关掉了。我有些过意不去,可是在他眼里看来,这也是一种责任感。

  香港人称他为“文化百足”,他着实对得起这个称号,除了定期做客“锵锵三人行”,他还要写专栏,去大学讲课,组织文化活动,做公益活动……就连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问他,“今天开两会,梁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啊?”他就像做节目似的跟人家讲起来,打车时间有多长,他就讲多长。

  梁文道确实会讲话,他声音柔和,态度轻松,常常冷不丁冒出个段子来,令人捧腹。就好像现在,即使现在没有面对摄像机,他也讲得绘声绘色。比如聊起他的身份。我问他,“你一般怎么介绍你自己?如果人家问‘梁文道是谁?干什么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接招”接得很愉快,“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一般我就是叹一口气,然后说,我算是做传媒的吧,说完之后再补充,我也教书,也做一些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如果有人再有兴趣问我,我就跟他解释‘传媒’是怎么一回事。”我乐了,“那你为什么叹气呢?是那样的回答并非你愿意对吗?”他听了大笑,“其实我很想说自己是读书人,但是会把人吓一跳,就像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过日子的,不把人吓坏了?”

  别被梁文道的外表骗了,他长了一幅貌似学究的样子,其实只要一开口讲话,幽默感便偷偷溜了出来。怪不得大家爱看他做客“锵锵三人行”,只要他到场,那期节目保证又靠谱,又有趣。记得十年前,梁文道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锵锵三人行”聊一期日本漫画的话题。他去了,坐下来侃起来便滔滔不绝,光头的样子又像足了“一休”,从此观众便不让他下去了。

  采访的前一天,梁文道刚刚连录了三期“锵锵三人行”。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直播,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大家三个人凑过来,煞有介事地聊起来。没想到竟是连续录,那么压力是不是也很大?想不到梁文道一脸的轻松,说做客“锵锵三人行”是他所有工作中最轻松的,无论什么话题,拿来就侃。我问他,“你从来就不事先做功课吗?”“做功课?那是窦文涛的事情,我不用,我坐下来侃就行了。”

  虽然用了“侃”这个字,但只要是开口说话,梁文道都不自觉地担着一份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的源头来自于“自省”。 “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得到了很多优惠的人。比如上大学,香港的大学生每年交学费1万多港币,但每个学生每年耗用了政府资源大概20万左右,这些钱哪来的,是纳税人的钱;还有,从小到大很多朋友他们能力很高,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上大学,因为有些人家里穷,别人在念书的时候,他要帮家里打杂,卖菜,那么我等于是占了人家的位置才念大学的,难道对他们没有一份责任吗?还有现在,我有时候做一个节目只要7、8分钟就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我凭什么就赚了这个钱?我用名气赚的东西始终是不该我赚的,于是我很多时候都很歉疚。”

  于是,他在生活中的各个通道里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人的要求,比如他对那个的士司机讲话,即使很累,他也会认真地讲给他听;他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那些没有机会在媒体发声的人讲话,尽可能把他们的声音给传达出来。他真正的态度是率性而为,用率性的态度来完成他的社会责任感。

  有时候,文化可以令人洒脱与超然,我认识梁文道才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的魅力在于没有侵略性

  摄影师调好了灯光,所以这个时候该去拍片了。有工作人员请他过去,他礼貌地对我欠了欠身说,“我们等下再接着聊。”拍照的时候,他很配合,尽管不像艺人那样八面玲珑,却也耐心认真地摆好每一个POSE。

  拍照回来,我问梁文道,面对镜头习惯吗?他说,一开始是不惯的,最近几年就慢慢习惯了。我告诉他,他上的这个栏目叫“魅力男人”,之前采访的都是俊男明星,他是第一个上这个栏目的文化人。我们之所以找他,认定了他是有魅力的人,请问他自己觉得魅力在哪?

  这个问题让内敛的梁文道有点措手不及,想了半天,他说,“我真不知道。坦白讲,或许大家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很多,什么事都能说上几句话;还有,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不帅。不帅的人呢,没有什么侵略性,特别对女人来讲,让她们没有什么防备心。有的男人,他在旁边你就觉得不安,总觉得他有企图或者什么,可我给人感觉没有任何企图,哈哈;还有一个,我听身边的女性讲,觉得我很善解人意,善于听她们说话,为她们解决问题。大概就这些吧。”他说不知道,却一口气讲了那么多,而且表情严肃,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我又问他,“你知道大众怎样看待你的魅力吗?这次采访你,我特地在朋友中做了一下问卷,总结了你的魅力所在,你想看吗?”他有点吃惊,“有吗?在哪里?”我从电脑里找出一个文档,打开给他看。他很爱说“谢谢”,看了下面短短的一段话,说了无数个“谢谢”。“梁文道先生,你是我喜欢的类型,虽然你长得有些‘怪’,但我觉得你有强大的个人魅力,让我觉得你特可爱。(哈哈,谢谢);梁先生,我看过你的节目,(谢谢),看过你的博客,(谢谢),觉得你很幽默,(哦,谢谢),有讲话的魅力,(嗯),让人觉得很舒服,(谢谢),觉得你很有文化底蕴,(谢谢),让我们觉得很踏实,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梁老师,(哦,谢谢),觉得你有一种智慧的魅力,(谢谢),还有一种尊重知识的态度,(谢谢),而且您还特别平易近人,(谢谢),还有你不老学究,(哦!嗯……谢谢),觉得你很包容,一种有容乃大的魅力(哦!谢谢!)。”

  虽然讲了无数个“谢谢”,梁文道并没有得意到“忘形”,他还是一如之前的温和态度,包括他回应上面那段话时,也同样超级冷静。“这是别人眼中的我,我自己并不知道;其实也有很多人批评我或者骂我,我也不去反驳,不是因为很有自信所以不反驳,恰恰相反,我宁愿回去再想想,是吗,我是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人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遇到别人给我评价,我都会想,会思考。”

  很想知道他这样内敛的个性,感情生活是否精彩。对此,梁文道依然用坦白的态度回答:“我结过婚,现在是分居状态。目前我正在重新思考一下感情生活,调整一下头脑的状态,把自己磨练地更锐利一点。” “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会是你找到答案之后的状态吧?”“不一定,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我其中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某一天能够去修道院做修士,然后注解一些古代的经典作品,终此一生。”

  做你想做的人

  梁文道拿出随身带的黑色烟斗,一边聊天一边慢条斯理地给烟斗装烟丝。他告诉我,可以把不同香味的烟丝放在一起,搭配出不一样的“口味”来。他装烟丝的动作,熟练而细致,看得人心旷神怡。

  我问他,你平时只抽烟斗吗?他说,一般在家里抽,或者是环境比较合适的地方。抽烟斗的感觉和抽烟、雪茄都是不同的,对他来说,烟斗更亲切一些,而雪茄,他会把它当成一道甜点。

  他已经装好了烟丝,点着火,惬意地吸了一口。我觉得烟斗和他的气质非常吻合,还有他穿的黑色的中式衣服,还有他食指上戴的一枚黑玉。都有一种古朴的个性,与现实社会稍稍保持一点距离。

  他承认自己一向乐于做个比较边缘的角色,他笑称,在凤凰卫视里,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帅哥美女主持身边站着的一个不起眼的人。“我觉得这样很好,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处于边缘是好的,因为不是主流,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反而是更清醒。”当然,他绝非被压迫到边缘,而是知识分子自觉采取的一个边缘的态度,来看这个社会。

  他直到今天都在用笔写字,不用电脑。“我喜欢笔接触纸的触感,那种感觉会通过手传过来,那是和电脑敲字不一样的。我也尝试过电脑,觉得自己很笨,估计如果使打字的速度和手写一样快的话,至少要一个多月。我会想,这一个月我又能写更多的稿了,所以至今还是用笔。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发稿的时候人家说,不行,我们不接受传真稿件,那我就只能去打字了。”他常用的钢笔是一个德国的牌子,不算最贵,但是特别好用。他拿出来让我写一下,我用他的钢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梁文道”。的确很好用。



  对于物质生活,他可以很随便。没有,不难过,有,那很好。“现在我正在进入另一个状态,就是逐步地减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现在对物质,我发现一种更细致的感受,比如喝一杯水,你慢慢喝,水是有味道的,不同的水味道是不一样。”

  现在的生活是他想要的,他觉得生活很愉快。“虽然我睡的很少,很忙碌,生活压力很大,父母啊,妹妹啊,他们散居在美国、香港、内地,我都要养着,但我还是很愉快,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了我自己想成为的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太重要。我现在教书时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讲,你们选课的时候,通常会想将来做什么职业,所以现在念什么书,但你们很少去想,我想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工作一辈子,到最后才发现,没有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多悲哀啊。所以做工作之前,你要想一下,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比你是什么样的工作重要太多了。”

  他说,自己想做一个好人,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现在他做到了。

  采访结束后,我平生第一次地主动与被采访者合影。我发现不止我,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与他合影,好多人说,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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