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文》2003年7月号 作者：刘元举
来台湾之前，曾得到过柏杨先生的亲笔签名书《中国人史纲》上、下两卷本（星光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柏杨先生九年铁窗生活所凝聚的书。史学的功底与文字的坚实令人体味到一种穿透岁月的风骨。从柏杨先生有些颤抖的钢笔字迹看，可想他年事已高。他签名的日期是2001年6月15日。那时候，我没有敢想一年后，我也会到台北，也能去他的家中与他促膝交谈。
到达台北的头一天晚上，我是委托陈信元先生给柏杨打电话的。陈信元先生是佛光人文学院的教授、是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著名专家。第二天，他给我回话说，柏杨夫人张香华代表柏杨先生邀请我明天晚上去他们家吃饭。柏杨夫人没说是去他们家做客，而是用了“吃饭”两个字。
柏杨家在台北的郊外，很远的路途。是往凯鲁的方向走。陈信元先生将地址写得再详细不过了，还将我们送到捷运站上。（所谓捷运就是地铁，在台北管地铁叫“捷运”）在捷运站是看不到收票卖票人的。一切都是机器操作，将硬币投入箱内，够数额了就会出现一张卡式票，然后你就用那个刷卡，挡你的金属杠杆就会自动在你的腿部移开，放你进去。
陈信元教授特别细心耐心，他的细腻入微的示范动作令人感动。
我是与湖北大学涂教授一同前往的。大概花了50元硬币。坐了好久好久，才到了终点站，然后又叫上一辆计程车。起价70元，最后拉到了那个叫做花园新城的地方，计价器标出175元台币。
计程车司机是位并不面善的老女人，她肯定不够友好，没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提前让我们下车了。陈信元教授提醒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打电话从出租车公司叫计程车，他还给了我们一张要计程车的名片。可是，我们在捷运出站口一眼便看到了这位女司机坐在车内等候，涂教授就高兴地说，女司机肯定安全。却不曾想，带来的麻烦更多。
这个花园新城可太大了，像一座神秘的空城见不到人。朦胧黄昏，即使有门牌号也难以找到。想打听一下，路上只有狗们，三五只搅和着纠缠着打闹着，却对我们不闻不问。至少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那个“揽翠大厦”。
原以为柏杨先生住的是别墅，其实是公寓：很高的大楼。开门是一位中年女士，很是热情。
柏杨先生是在我们落座后，从里间屋慢慢地挪腾出来的。他的脚擦着地面移动，戴着一个黑框眼镜，身着蓝色布衣，一头耀眼白发。白发与黑镜框相衬，形成的对比是强烈的，可以用“黑白分明”“是非明辨”一类词汇形容。
张香华女士把我们介绍给柏杨，他颤微着伸出温暖的手与我们相握。他说他的手很凉，说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凉。他让夫人验证一下。而我倒是没有感觉到他的手怎么凉。
他坐在一个转椅上，没坐沙发，可能是因为沙发太矮，陷进去不宜喘息。我面对着他，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头，于是我就说想给他拍张照片。哪知他马上站起来了。张香华说，他要去修整一下，他非常注重别人给他拍照时的形象。等他过了一会儿，再从里屋出来时，一头白发要比刚才整齐了许多，面部肤色也滋润出些微光泽。
柏杨在台湾在内地都是一位影响重大的作家。他的一部《丑陋的中国人》深深震撼过我。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位严峻的作家，犀利甚至苛刻与面前这位白发老人的温存与滞缓，似乎不很贴切。
柏杨老人确实平易近人，与他谈到《丑陋的中国人》这部书时，他说，他其实写的是台湾中国人的丑陋，没想到会在内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他说，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台湾的一些大学在请他讲学时，一听说他讲的内容涉及到“丑陋”，便不敢请他讲了，他在台湾无处讲中国人的“丑陋”，在美国却是可以讲的。美国的安华大学很郑重地请他前往。他端坐于台上面对数百听众，讲得非常认真，也自以为效果颇佳，却不曾想讲完后，黑压压的台下没有任何反响，既无人鼓掌，也没有任何议论。既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他就跟没讲一样。或许在场的人从未想到会有中国人这样尖锐地讲中国人的缺点？他有过无数次的演讲，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他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上千人的会场居然在他讲完之后，悄然无声。
柏杨最具轰动效应的书就是这部《丑陋的中国人》，但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书是那部百万字的《中国人史纲》。那是他在狱中的收获。他被蒋介石关入监狱一关就是9年。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一家报社的总编辑。因为他的报纸副刊发表了一个漫画作者的画作，画的是一对父子，在一个孤岛上垂钓。岛子是孤独的，父子也是孤独的，正是这样一幅漫画作品激怒了老蒋。老蒋火气也太大了，撤了他的主编还不罢休，硬是把他打入监狱。
9年的时间，柏杨潜心研读中国历史，于是写出了令世人称奇的“史纲”。他把历史写得滋润生动，这是浮躁的作家们无法企及的。
柏杨出狱后，穷困潦倒。没地方住，蜷缩在一个汽车库。就在那时候，爱神光顾了他。美丽善良的张香华因一次偶然聚会与柏杨相识，她天真儒雅，充满女性的同情心，她认识柏杨后去他简陋的屋子里帮他做饭收拾卫生什么的，她与柏杨能够成婚的最初动因，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善良和同情？我不曾问过她。我只是在那天晚上，她驾车把我们往住地送时，我问过她现在是否经常外出。她说哪能总出去呀，家里有着一位老先生，总需要你照顾，我从来没有照顾老人生活的经验。年轻时，她身边没有老人，父母也离去得较早，因此，她与比自己年长20来岁的柏杨一起生活，如今，无疑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但是，她送我的一盘VCD却让我看到了她对于老先生的真正的爱。那是她朗诵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整个交响乐队为她伴奏，气魄宏大，场面惊人。这首诗就是献给柏杨先生的。演出成功后，人们涌到台上给她献花，我看到柏杨先生将一束鲜花深情地递到了她的怀抱……
人老了，就像个孩子。在他们这对夫妻生活中，不知更多时候谁扮演孩子的角色多一些。深刻犀利的柏杨，耄耋之年，像个孩子了。如果不是他的谈吐依然深刻睿智，仅从他吃饭的感觉，他真的像个需要人照料的孩子。
他们请了个保姆做饭，保姆类似我们这里的小时工，只管收拾家和做饭，做完饭就走。柏杨还有一位秘书，《柏杨回忆录》这部书就是由柏杨口述，秘书记录下来的。翻开这部书，就有一个特别抢眼的题目《轰轰烈烈的恋爱》。文中记述的是18岁的开封高中生柏杨，青春期情窦初开，渴望找到有知识文化的女同学的经过。他打网球将球打到了院墙外的街上，跑去捡球时，引起女生们的注意并遭到嘲笑，这使他非常满足。有一次他在低头捡球，一抬头看到了一个女生的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他就记下了，就激动万分地给这位女生写信。密密麻麻写了5张信纸，这就是他平生写的头一封情书。他坚信这封情书如果是写在作文本上，老师一定会给批个“甲上”。
他小心翼翼投入信筒，“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就像看榜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摘自《柏杨回忆录》）
结果那是一封什么信呢？是一颗炸弹，差点将他毁灭。信上这样写的：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就是柏杨叙述的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场。其实，真正让他感激的还是与张香华的相遇。他说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与张香华的结合。他得到张香华的爱，张香华的出现对于他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这炭一直就温暖着他的心。他一生有过5次婚姻，他对此一点不隐瞒。他的第一个结发妻子还在河南老家。前些年柏杨回来还专程去故乡见到了第一个妻子。据说他们抱头大哭，临分手时，柏杨给她留下一笔钱……
我们边聊边用餐。餐厅捱着厨房，厨师是他们家请的钟点工。有一个红烧羊肉做得很好，柏杨先生不时地给我们往盘子里递送，他强调说专门为我们多做了，一定得多吃，吃好。
他自己有一套专门吃法，一个盘子，里边是烩饭，很简单。他也不喜欢在满桌的菜肴里伸筷子，他对于自己颔下饭碗及那个小范围的固执使用，让我联想到他的狱中生涯的痕迹，我只是一种猜想却没有去问他。
人生的一些特殊经历肯定是要给他留下一些印记的。但是，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柏杨老人，我觉得他未免吃得太节俭了，他因节俭的饮食而显得朴实，他也因不断地关心你让你多吃而显得慈爱。你真的感觉这是一顿气氛浓郁的家宴，你不是去赴宴，而实实在在就是吃饭。因为饭桌上没有酒。
张香华非常理解柏杨。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老先生，她还算得上柏杨的经济人，与一些出版机构谈论出书的事宜都由她出面。其实，当人们都注意她的生活因柏杨而充满光彩时，却忽略了她自身的魅力。她是个不错的诗人，不错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台湾《新观念》这本杂志的封面，刊发了一张张香华的靓照。照片上的她浪漫诗人一样灿烂地笑着。
张香华嫁给柏杨时，做教师工作。因为柏杨当时还受情报人员的控制，她受了不少委屈，所以提前退职，后来她当过《草根》诗刊的执行主编、《文星》杂志诗页主编，还主持过警广的《诗的小语》；她发表过很多诗和散文，也还翻译过不少作品，由于她的不懈努力，先后获过“文艺广播奖”、“五·四文学交流奖”、“罗马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南斯拉夫杰出文化贡献奖”、“旧金山国际桂冠诗人协会颁赠桂冠”等荣誉。就是说，她并不因丈夫而闪光，她自己也是一个发光体！
在柏杨家吃饭确实没有什么拘束感。也不需什么繁文缛节。我们要动身时，张香华起身要送我们。原想她只不过是象征性地送到楼道口，却不曾想她取来车钥匙，执意要驾车送。当穿戴好要出门时，柏杨先生蹀躞着尾随出来，目送着我们。楼道很长，那天风也挺硬，他一头白发一直那么清晰。后来，他将房门关上了，却突然推开了，喊着香华女士。原来，他叫住夫人，是问她是否带手机了，果然，张香华忘了手机，于是折返回屋取出手机。
这就是相依为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