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记者  

　　一名合格体育记者的人生以什么作为计量单位？4年！奥运会四年一次，世界杯四年一届，一名体育记者工作中每一次的高潮和低谷，都是由一届奥运会的结束，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进行。对于一名成熟的体育记者，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同别届无二，但在家门口办奥运会这一特殊背景，却又让每一位中国体育记者在从雅典到北京这为期四年的漫长准备中，格外新鲜、刺激和艰苦。

　　准备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开始

　　我的脑海里，至今还保留着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即将结束时的一个场景。我当时发自内心地对身边一位刚刚认识的希腊记者说：“北京欢迎你！”体育记者的职业本能又告诉我，对于北京奥运会采访报道的准备已经开始。

　　每届奥运会因为组织方面的原因，国际奥委会对大会注册记者人数都要给予限定。从某种意义而言，北京奥运会既是国内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一次难得机遇，又是彼此间一场规格甚高的角力和竞争。仅以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为例，奥运特刊《瞰奥》于3月下旬北京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就正式推出，这在过去本报报道奥运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台湾记者在鸟巢现场

　　报道奥运从锻炼身体开始

　　既然“角力”的规格如此之高，竞争如此激烈，那么作为奥运报道中最基本的单元—一名大会注册记者，我自己的准备自然也比以往开始得更早，准备得更为精心。因为有过报道雅典奥运会的经验，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准备竟然是从锻炼身体开始。

　　没有采访过奥运会的人，无法了解奥运报道中，体育记者面对的体能和意志挑战。在雅典奥运会时，20多天的报道过程中，我工作节奏基本上是，晚上睡觉时间以雅典时间为准，需要工作到当地时间凌晨时分；而起床则要严格按照北京时间，因为后方编辑部此时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需要尽快从前方记者处得到最新新闻线索。雅典同北京之间在夏季有5个小时的时差，这便意味着我每天会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被无情“剥夺”。

　　除了缺乏睡眠，因为记者名额限制，我必须每天奔波于不同的赛场。为了节约路上花费的时间，每天在休息之前，必须花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对自己第二天的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否则将有成倍时间浪费在路上。雅典奥运会时，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32枚金牌，我在现场报道了其中24枚的产生经过，这如果没有对赛程和组委会班车线路的仔细研究，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如此辛苦的工作过程，对于体能的挑战不言而喻。我记得一位《中国青年报》的女同行说自己在采访悉尼奥运会之前，进行过为期半年的体能训练。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如果没有充沛的体能做基础，要想完成好报道奥运会这项艰苦工作，几乎不可能。过去四年里，我一直都在坚持体能训练，因为这是体育记者报道奥运会的基础。


　　认真汲取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

　　互联网的风行让体育记者报道奥运会的方式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身处变革之中，要想成功完成采访任务，必须了解同领域中发生的一切。这种背景下，外语能力的提高，同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成为准备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在北京奥运会四年准备过程中，无论是我所在的《北京青年报》，还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各级领导，都对奥运记者培训工作非常重视。我自己就参加过三次以英语教学为主的奥运新闻培训。在这些培训当中，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培训过程中，通过参加国外同行的授课，了解到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全球体育报道的最新变化和趋势。

　　去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特意组织市属媒体奥运报道的记者和编辑参加为期一周的奥运新闻培训。当时来自美国的多位同行在新闻培训班上授课，作为曾参加过多届奥运会报道的媒体人，他们各自对于奥运会报道的心得，以及对于奥运报道最新趋势的介绍，让已经涉足体育报道领域十几年的我也受益匪浅。

　　其实，每次准备奥运报道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既要了解体育界当中发生的一切，也要了解其他领域发生的很多事情。而你所学习和积累的一切，都要在奥运会那短短16天的会期当中，以最快反应速度，以文字、影像等形式，传递给受众。20天前，我刚刚结束了北京奥运圣火采集的报道回到北京。重返雅典的经历，仿佛让我又回到四年前那场没有硝烟的奥运会报道战场之中。在家门口报道奥运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它赋予报道者的责任和挑战也史无前例。我已经准备好了！(杜锐)

来源：新闻午报  本报记者：丰彦

　　从娱乐到规范的历史

　　高殿民对奥运的诠释，从一段奥运历史开始，“顾拜旦在1894年约请志同道合的人士复兴奥林匹克，组成了奥林匹克委员会，两年后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不过，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前三届奥运和世博会一起，组织是非常混乱的，主要是以娱乐为主。直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奥运会才慢慢走向规范化。”据高殿民的回顾，直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奥运才开始有了一些沿用至今的标准：奥运会会期设定在两礼拜之内，在奥运赛场开始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们也第一次住进奥运村，国际奥委会也规定每个国家在每个个人项目上不能有多于3个运动员参赛。

　　从纯粹的娱乐盛会到越来越规范的竞技场，直到奥林匹克有了自己清晰的目标，即“促进体育运动和运动竞赛的协调、组织和发展；与官方的或民间的主管组织和当局合作，努力使体育运动为人类服务；保证奥运会正常举行……”高殿民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也促使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完善。

　　奥运能有今天，传媒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体育记者，高殿民采访了连续六届夏季奥运，他眼中的奥运发展史自然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奥运能有今天，传媒功不可没啊，”高殿民提起这段历史便滔滔不绝，“还记得第一届雅典奥运会，顾拜旦是花钱请12个记者来报道的，随后与世博会在一起举行，对奥运的报道被淹没，当时的传媒报道也就是写写冠军人物。广播媒体第一次出现是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不过仅仅是开幕式，不允许广播详细报道，到30年代初期一直是平面媒体的天下。1936年柏林奥运会可谓传媒报道分水岭，在这次奥运首次出现了电视转播，虽然覆盖面有限，仍然是开启了电视转播的先河。”

　　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电视转播权的概念，也直接促使了奥运会走上一条更加商业的道路，对于这点高殿民也是如数家珍，“在伦敦第一次引入奥运转播权的问题，当时BBC用了4000美元购得了，人们也开始明白原来奥运会也可以赚钱。其后的罗马，电视转播卖出了280万美元，在这些年中，电视转播的商业价值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夏季冬季奥运会为周期，北京奥运会与都灵冬奥会电视转播加起来有25亿美元，而温哥华冬奥会和伦敦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更是卖出了30亿美元。”

　　新媒体在北京奥运迎来新篇章

　　除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奥运上的角色也越来越不可忽视，高殿民二十几年的报道史也恰好伴随了新媒体的壮大发展。“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IBM开始将美国运动员资料输入电脑，这让我们非常羡慕。”高殿民回忆道，也表示这段历史将在北京奥运会得到突破，“奥委会对网络报道一向比较限制，媒体不得将内容发布在网络。不过北京奥运会是第一次出售新媒体转播权，让世界各地新媒体竞拍价格，这也意味着北京奥运会后新媒体的转播也将开辟新的篇章。”

　　此外，随着新媒体日益渗透奥运，据高殿民介绍，近来运动员博客的热点问题也将马上有相应的规定，“国际奥委会向来有限制，运动员尤其在比赛期间不许和外面接触，通报村内情况。不过之后运动员博客被提出，运动员委员会今年年初通过了运动员可以开博客的决议，但对于博客内容奥委会将作出相关规定，过阵子将有详细的条目出台。”

　　“媒体从顾拜旦那时的嘉宾身份，到现在排队出巨资争相报道奥运，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奥运与日俱增的吸引力，更映射出媒体已经成为奥运会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来源：《上海新闻志》

　　冯有真（1905～1948），江苏常熟人。

　　早年就读于之江大学，为国民革命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第一期毕业生。民国17年（1928年）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立法院记者，为院长陈果夫赏识，由此成为国民党CC系的一员干将。历任中央通讯社编辑、采访部主任、中央社南京分社、上海分社、重庆分社主任等职。民国23年（1934年）曾随中国体育选手前往菲律宾采访远东运动会,民国25年（1936年）又奉派赴柏林采访第十一届奥运会,为中国最早采访奥运会的记者。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他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上海专员；民国29年（1940年）9月20日，与吴绍澍合作在沪创办《正言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东南战区战地宣传员，设办事处于安徽屯溪，创办《中央日报》屯溪版；并在上海、南京、苏州、南通、杭州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兼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上海记者公会常务理事等。民国37年（1948年）12月21日受命筹备上海《中央日报》迁穗出版事宜，因所乘飞机在香港附近的火石山失事，机毁人亡。

　　《张家港日报》中国采访奥运第一人———冯有真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政府首次派出69名运动员参赛，同时特派1名随行记者进行采访，这位有幸成为第一个采访奥运会的中国记者就是冯有真。
　　
　　出身清寒，靠勤奋笔耕而崭露头角
　　
　　冯有真，1905年出生于我市西港镇，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三。因家境清寒，靠亲友资助，方获求学机会。由于勤奋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在北伐革命热潮中，他投笔从戎，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28年调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

　　由于善于观察，勤奋笔耕，成稿迅速，文笔流畅，冯有真26岁即被破例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并兼任《中央日报》特约记者。
　　
　　1933年8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奉命巡视新疆，冯有真是惟一的随行记者。当时的新疆，由于南疆变乱独立，北疆战事不断，政治情况极其复杂，潜伏危机并不亚于东北四省。冯有真在历时79天的新疆之行中，对新疆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风情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记录，由此撰成长篇通讯《新疆行》，逐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回到南京后，他又应南京《时事月报》社约请，废寝忘食赶写出长达3万余字的《新疆与新疆事变》，除介绍新疆详情外，还向当局提出解决新疆问题治标、治本之策8条建议。次年，这两篇文章汇总成单行本，题名《新疆视察记》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此书成为上世纪30年代记录新疆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冯有真由此成为深入采访神秘边疆地区的第一位内地记者。
　　
　　不辱使命，精彩报道令国人瞩目
　　
　　1936年6月26日，冯有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意大利大型客轮从上海起航。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赛和首次派出记者采访奥运，冯有真深感使命重大。在横渡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他和运动员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每位选手的技术专长，在海浪的颠簸中写出洋洋数万言的《世运代表团随征记》，抢在奥运会开幕之前逐日发表，吸引国人眼球。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参赛项目有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游泳、拳击、自行车等。比赛中，只要中国选手取得哪怕是一点点成绩，他都详细采写，迅速报道，让国人分享喜悦。在篮球预赛中，中国队以45∶38打败法国队，他除了迅即采写消息发往国内，还连夜写出通讯《我国篮球队胜法详情》，报告国内同胞；在田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大多被淘汰，惟有撑杆跳高选手符保卢获决赛资格，冯有真对此又作详尽而生动的报道。《中央日报》在刊发他的报道时，特意加上醒目按语：“特派记者冯有真的报道富有章回小说的味道。”

　　除了大量文字报道，他还拍摄并发回大量精彩照片，这些珍贵的资料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痛陈积弊，评点败绩缘由入木三分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未获任何名次，因此冯有真采写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深入剖析失败缘由，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敢讲真话、企盼祖国强大的爱国激情。
　　8月11日，他以《我代表团已全军覆没》为题撰写新闻报道，在讲述令人难堪的结局后指出：“我国参加世运会最大教训，为选手体力问题。与外人相比，强弱立判，殊堪忧虑。”他认为，“运动之技术优劣，尚为次要问题；成功与失败，更无所用其悲观。而体力之羸弱如此，实为我国民族前途寒心。”
　　由于中国运动员在这次奥运会上一分未得，一些外国报刊用漫画、短评等对中国冷嘲热讽。冯有真对此极为愤慨，他在报道中大声疾呼：“切盼国人今后奋发，彻底改进体育：第一，特殊运动人员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须切实发展民众体育，体育人才大量生产，必有良材出现：第三，殷期政府设法提高国民健康标准；第四，注意童年体育发展，使之有纪律、有系统进展，俾达完满地步。”文章结尾充满希望和期待：“庶几将来我国体育于国际舞台上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报业闻人，一生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冯有真从柏林回国后，被委任为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时年31岁。

　　1937年，“八一三”淞吴抗战爆发，冯有真身先士卒，冒着敌寇的狂轰滥炸，到血战火线实地采访，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报道。他的勇敢精神受到上海军民和新闻界同行的好评。

　　同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时冯有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驻上海专员，他沉着应变，领导上海爱国报人坚守“孤岛”，铁心宣传抗日。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放下专员架子，亲自刻写钢板油印传单，上街张贴散发。由于他矢志抗日，两次险遭日军敌工暗杀，因他机警过人，得以一次次化险为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冯有真受到日伪通缉，不得不转移到安徽，创办屯溪版《中央日报》，并继续担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职务，在屯溪遥控指挥上海的新闻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冯有真从屯溪回到上海，复办上海版《中央日报》。八年抗战，他对国共合作由衷拥护；抗战之后，他对内战重起忧心忡忡。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这就决定了他主持的这份报纸在三年内战中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涂脂抹粉，而对共产党诬蔑指责，刊发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和不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言论。

　　实际上，冯有真对于国共两党孰是孰非，时局将会走向何方，心明如镜。但那时他已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即使在如此处境下，他的民族正义感未泯。1947年5月，《文汇报》女记者麦少楣因采访报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而遭特务逮捕。麦少楣的好友陈香梅找冯有真帮忙营救。冯出于爱国良知，一口答应，愿作担保，使麦少楣当天获释。实际上，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他就曾经冒险掩护救助了好友、共产党著名“红色谍星”华克之。陈香梅在回忆录中写道：“冯有真先生心胸开阔，不囿于党派之争，是国民党新闻界高官中一位难得的佼佼者。”

　　1948年秋，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将《中央日报》南京版和上海版合并，转移到广州出版，任命冯有真为《中央日报》总社社长。他接到电令，心情异常沉重，但又无勇气跳出罪恶的圈子。同年12月21日，他乘飞机从上海转香港去广州，在距香港40英里的巴塞尔岛，飞机撞山失事身亡，时年43岁。同机身亡的还有原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著名电影导演方沛霖、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昆丁·罗斯福等36人。冯有真遗体在香港火化后，移送上海静安公墓安葬。(徐祖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