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达思宁（右一）与他的摄制组在广州街头

　　走进达思宁先生在美国北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中，我立即被充满中国元素的室内布置吸引住了：墙上挂着贵州特产蜡染工艺品，立柜上摆着从北京潘家园淘来的瓷器，书桌上全是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作为一名纪录片制片人，达思宁走遍了世界各地，但最让他痴迷的还是中国，让他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他拍摄的关于中国的4部纪录片。

　　还在大学时代，达思宁就有一个疑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和中国是盟友，为什么后来两国就断绝了来往？美国的影视对中国人的描述是真实的吗？带着这个问题，达思宁于1957年考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希望用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中国。

　　毕业后,达思宁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成为纪录片制片人、导演兼记者。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他日益感到，美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完全是被扭曲的形象，无论是在餐馆工作的服务员，还是电影中的巫师，他们个个面目狰狞，形象丑陋。这种关于中国的错误理解,在美国一代代人中传播，并影响到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制定。达思宁深信中国向美国敞开大门的历史时刻终会到来，为此他坚持不懈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最终得到了批准。

　　达思宁沉浸在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杂志和底片档案中，并于1971年大胆地致信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求到中国实地拍摄。他在信中写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更真实的视角，让美国民众认识并理解中国人民以及美中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在他制作这部纪录片期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达思宁决定将纪录片的片名定为《误解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误解中国》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节目中播出，引起强烈反响。纪录片回顾了美国对“黄祸”和“红祸”的历史成见，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回答了西方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误解，同时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的动荡和变革。《误解中国》至今已在17个国家播出，并成为美国许多大学研究中国的教材。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指出，30多年前美国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就是看电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视台，收视率接近50%，《误解中国》对普通美国民众的影响不可估量。“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到现在还有着积极意义，美中之间仍然存在误解和交流的问题。”

　　1973年中国政府邀请3家美国电视台前往中国拍摄纪录片，其中点名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遣达思宁前往。达思宁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研究了近20年的中国，现在终于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她。”达思宁回忆道，“但我又告诫自己要冷静。我们的职责是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和记录历史。不能掺杂个人感情和主观意愿。”在中国的日子里，达思宁经历了同中国文化的碰撞，拍下了7万英尺（合2.1万多米）长的胶片，制作成题为《上海》的纪录片。纪录片第一次用美国人的眼睛观察新中国发生的惊人巨变，在片中出现的有街头的武术练习者、算盘修理工、用剃刀理发的理发师、弹奏钢琴的女童，讲述新旧中国亲身体验的码头搬运工，重走长征路的“红小兵”以及上海的市井万象。

　　以后达思宁又两次前往中国拍摄纪录片。1983年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寻找毛泽东》，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街头行走的妇女脚蹬高跟鞋，商场里电器柜台前人头攒动，大学生用英文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西方电影和音乐受到大众欢迎。1992年达思宁又拍摄了《1989年后的中国》，片中有参加现代舞培训的普通百姓,有崇拜篮球明星飞人乔丹的中学生，还有在街头寻找工作的劳动大军。

　　达思宁说，每部纪录片反映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时期都不同，但有一点却不会改变，就是用摄影镜头去发现特定的瞬间，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信息，才能形成正确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决策。

　　工作之余，达思宁常去中国。他的妻子就是在中国结识的。一脸络腮胡的达思宁虽然须发皆白，但走起路来依然大步流星。他告诉我，虽然早该退休了，但现在手头还有一部关于李敦白的纪录片。80多岁的李敦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惟一的外籍党员，目前在美国从事美中商业咨询。这部纪录片将贯穿李敦白几十年的历程，他的个人生活跌宕起伏，但就像前几部纪录片一样，恰能折射出美中关系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管克江)